脫胎于保礦斗爭中的保晉公司，有其產生和發展的客觀邏輯和歷史必然性。保晉公司是近代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產物，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壓迫下曲折發展，成為振興民族工業，特別是民族能源重化工業發展的重要里程碑。

分析研究保晉公司產生和發展的客觀邏輯和歷史必然性，正確評價保晉公司的歷史地位和貢獻，有著重要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

保晉公司是近代中國社會發展的必然產物

保晉公司，全稱山西商辦全省保晉礦務有限公司，1907年創辦，1937年日軍侵占陽泉后被迫停業。

近代中國，隨著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列強資本輸出、商品輸出的擴大，中國社會的自然經濟進一步解體，客觀上促進了城鄉商品經濟的發展，為中國民族工業的發展提供了機遇和條件。

近代著名實業家張謇受到甲午戰爭導致喪權辱國割地賠款的刺激，于1895年夏代湖廣總督張之洞撰寫了《代鄂督條陳立國自強疏》，痛陳其實業救國的主張：“世人皆言外洋以商務立國，此皮毛之論也，不知外洋富民強國之本實在于工。講格致，通化學，用機器，精制造，化粗為精，化少為多，化賤為貴，而后商賈有懋遷之資，有倍蓰之利……中國人數甲于五洲，但能于工藝一端，蒸蒸日上，何至有憂貧之事哉？此則養民之大經，富國之妙術，不僅為御侮計，而御侮自在其中矣。”

他首先在江蘇南通建立起大生紗廠，繼之，榮宗敬、榮德生建立江蘇無錫保興面粉廠，周學熙建立河北唐山啟新洋灰公司等，一時之間，民族工業廠家紛紛建立。隨后，新辦的以輕工業為主的民族工業企業由沿海向內地擴展，棉紡織業、面粉、火柴等企業發展最為迅速。

民族工業受帝國主義和本國封建主義壓迫和束縛，發展十分艱難。但隨著民族資本主義的初步發展，民族資產階級作為新的政治力量，開始登上歷史舞臺。保晉公司也就應運而生。

近代中國社會為保晉公司的建立提供了歷史機遇和必要條件，但是，保晉公司之所以在內地山西建立，卻是源于自然因素和特殊的歷史事件。

由于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山西蘊藏著豐富的煤鐵資源。16世紀至17世紀，英、法、德、俄、日等國成為工業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在全世界瘋狂掠奪原料、搶占市場。

特別是二十世紀初，壟斷資本主義“加緊了對最重要的原料來源的掠奪，尤其是對資本主義社會主要的、卡特爾化程度最高的工業部門，如煤炭工業和鋼鐵工業所需要的原料來源的掠奪”。

1870年，德國李希霍芬來山西勘察山西的煤炭資源情況，在其《中國旅行報告書》中，披露：山西的煤炭貯藏量約有6300億噸之多。山西遂成為帝國主義爭相掠奪的重要目標之一。

1896年意大利羅沙第在中國考察后，首先做出掠奪山西煤炭的計劃，并于1897年成立在英國注冊的英意聯合的福公司。福公司與清山西巡撫胡聘之、知府劉鶚狼狽勾結，簽訂《請辦晉省礦務借款合同》，攫取山西的采礦權。

其后，清山西商務局于1898年5月21日在總理衙門與福公司簽訂了《山西開礦制鐵以及轉運各色礦務章程》20條，英國福公司正式攫取了盂縣、平定州、澤州府、潞安府與平陽府煤鐵以及石油開采權和修路、架橋等一系列特權。

帝國主義公開掠奪及清政府公開出賣山西礦權的行徑，引發了山西大規模的贖礦爭礦的愛國運動。

1905年，由平定李毓蕙、黃守淵、張士林等發起的保礦運動，得到山西各界的積極響應。省城大中學堂罷課游行，集會發表收回礦權宣言。山西籍留日學生同鄉會發通電、發公開信予以聲援，留日學生李培仁蹈海以示抗議。

1906年，在太原爭礦集會上，渠本翹呼吁山西父老收回礦權。劉篤敬等將廢約爭礦目標定為“贖礦自辦”。

1908年1月，福公司與山西商務局簽署《贖回山西盂縣、平定州、潞安、澤州與平陽府開礦制鐵轉運正續各章程之合同》，放棄“礦權”。在保礦斗爭如火如荼之際，實業人士劉懋賞、馮濟川、渠本翹等人籌建保晉礦務公司。

1908年7月，山西商辦全省礦務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渠本翹任總理，總公司設在太原海子邊。為了如期交付福公司的275萬兩贖銀，保晉公司從全省各縣錢糧畝捐公股和個人募集私股中拿出白銀117.9萬兩墊付，確保了最終勝利。

保礦運動對帝國主義掠奪山西煤鐵資源的經濟侵略行為，對清廷封建官僚腐敗無能出賣資源的賣國行為進行了堅決斗爭。在風起云涌的保礦斗爭中應運而生的保晉公司，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勝利成果，這也決定了保晉公司的民族資本主義性質。

保晉公司是民族工業特別是民族能源重化工業發展的重要里程碑

肩負振興民族工業重任的民族資產階級登上歷史舞臺，必然受到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雙重壓迫。但是，作為新生力量的保晉公司仍然顯示了頑強生機。保晉公司的發展與整個民族命運息息相關。

保晉公司在成立之初，便顯露了其勃勃生機。保晉公司在省內有平定、壽陽、大同、晉城四大分公司，在省外有石家莊、保定、北京、天津、上海等分公司或分銷處，統掌山西全省的煤炭開采和銷售業務。

1907年，全省煤炭產量為2215噸，第二年為5572噸，第三年26810噸，第四年55223噸，第五年則達到133261噸，五年增加60多倍。

特別是辛亥革命革故鼎新，推翻了封建專制統治，為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掃除了制度上的束縛和障礙。政府獎勵發展工商實業的方針政策及制訂的有利于振興實業的政策法令，為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提供了有利的環境和法律上的保護。

1916年到1924年，是保晉公司發展的黃金時期。煤產量年年攀升，利潤年年盈余。1916年保晉公司總部由太原遷至陽泉時，年產量為69072噸；1922年8月至1923年7月，一年的產量就達到了410953噸。

保晉公司在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雙重壓迫下得以發展，既有著客觀歷史條件，也有自身主觀因素。

首先，公司礦廠領導層、管理層精通礦鐵專業和企業管理，且盡職敬業。歷任總理渠本翹、劉篤敬、崔廷獻、常旭春都是敬業盡職的專家型老總。首任總理渠本翹曾留學日本，并擔任過駐日本橫濱的領事，熟悉外國實業經營之道，回國后又有合資經營火柴工業之實踐，因此，由他領導的保晉公司，在章程的議定、人員的選用、公司的管理等方面，融入了資本主義國家許多先進經營管理理念。

第三任總理崔廷獻，山西大學堂西學專齋畢業，后又留學日本，研究過政治、法律、經濟等科，回國后從事過教育、農林、實業、鐵路、內務、財政、民政等多種公務。他們通過考試擇優選賢任能，選用了一批批精通礦業和企業管理的專門人才。

《1936年保晉公司職員明細表》載：總公司經理、協理、總稽核、總工程師以及各礦廠長都是大學畢業生，且多數為礦業專業畢業生；總公司機關和各礦廠的職員143人中，大學畢業生32人。1918年6月建成的保晉鐵廠選聘山西大學堂西齋畢業、后留學英國南威爾斯大學專攻冶金學的趙鐵卿任廠長，管理層面也選用冶鐵、鑄造、機械維修的專門人才，為公司發展提供了人才保障。

其次，保晉公司借鑒和采用了資本主義股份制經營模式和營銷方式，學習仿效西方股份公司集資辦企業的經驗，設置主權機關、領導機關、執行機關，做到了職權分明責權明確。主權機關為股東會，領導機關為董事會，執行機關由總公司、分公司、分銷處、各礦廠組成。各管理層面均有章可循，責權分明。

再次，保晉公司采用運用機器和電力等先進的生產方式。保晉礦業公司改進傳統人工采掘方式，逐步由機器替代繁重的人工勞動，各礦廠使用電力照明。

運輸中大量使用小鐵軌和礦車，首開山西煤炭發展史上機器生產之先河。

保晉鐵廠起點高，選用設備以進口為主，從日本購回58立方米高爐的全套設備，包括3座貝氏熱風爐、3臺立式鋼爐、1臺30馬力送風機和全部安裝所需的高鋁耐火磚。

1932年擴大翻砂廠，增設化鐵爐、砂心房、烤芯窯，專門鑄造各式鐵管、器皿等。

1936年投資興建第二座高爐，購回250馬力的汽風機1臺。到1937年，保晉鐵廠的主要機械設施有20噸熔礦爐1座，30噸熔爐基礎1座，浦德林熱風爐4部，燒窯6座；旋床、刨床、銑床、鍘床、鉆床等共30余臺件；75千瓦、60千瓦、28千瓦、3.6千瓦發電機各1部；100馬力、150馬力鍋爐各1臺——成為集冶鐵、鑄造、機械維修為一體的中型鋼鐵企業。

再加之正太鐵路的全線貫通和陽泉火車站的設立，保晉公司總部由太原海子邊移至陽泉等因素，保晉公司在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夾縫中仍然頑強地生存和發展起來，成為民族工業特別是民族重工業發展的里程碑。

肯定保晉公司的歷史地位和貢獻，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保晉公司作為清末民初山西近代工業史上最大的民族資本主義工業企業，其產生和發展，是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作為民族資本主義性質的工業，它和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命運攸關。在其發展途程中，也必然要遭到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雙重打壓，甚至在日寇侵華的浩劫中被掠奪。

保晉公司作為振興民族工業，特別是民族能源重化工工業的一面旗幟，引領了山西民族工業的發展方向，奠定了山西民族工業發展的基礎，其對山西乃至全國的社會經濟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有著十分重要的歷史意義。

更重要的在精神層面。

保晉公司為保障其民族資本主義性質的純粹性，在歷次修訂的章程中，都明文規定：“本公司惟收華股，不收洋股。附股者如將股票售于外人，經本公司查知，或經他人轉告，立將所入之股，注銷不認。”（《保晉礦務總公司簡章》第五條，《保晉檔案》第8頁）這項規定，斬釘截鐵，貫穿始終，成為立企之本，即使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也絕不更改，展示了民族工業自強不息的風范。

保晉公司時處中華民族災難深重的年月，其存在的30年，外受帝國主義壓迫，內受軍閥混戰紛擾，每發展一步，都要克服重重困難，靠的就是這種百折不撓奮發圖強的精神。

陽泉煤外運主要靠正太鐵路。但是，鐵路貨運權掌握在法國人手里。煤運價噸公里3.2分，比世界鐵路會議制定的“萬國煤運率”噸英里0.7分高5倍多，比國內國有鐵路噸公里0.7分也高3倍多。為此，崔廷獻進行了不屈不撓的抗爭，多次與交通部、正太鐵路局交涉，迫使運價一次次核減。

據民國十九年（1930年）《保晉公司報告書稿》載：民國十三年，“內亂開始，戰禍蔓延，交通梗阻，運輸困難。十五年戰禍又起……石莊大同兩處，迭被駐軍蹂躪，頗受損失。”“最近七年間，無日不在戰火紛擾之中。”（《保晉檔案》第23頁）處于兵連禍結、軍閥割據的民國時期，稅捐繁多。

僅1927年一年，公司就先后奉令攤派臨時鋪捐、平定縣派認臨時公債、派糧秣捐、派臨時軍費借款等多筆雜銷，嚴重影響了公司的正常經營。加之境內的礦區糾葛、采掘過程中發生的安全事故，以及煤價、運費等諸方面的漲落變化，均給保晉公司的生存和發展帶來了挑戰。但是，就是在如此困難的條件下，他們百折不撓，自強不息，披荊斬棘，奮然前行，書寫了山西民族工業史上可歌可泣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