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運動和美術革命（上）

自從20世紀之初，國人就一直探索近代西方文化先進之緣由，幾經周折，方由少數人認識到，西方近代文明的核心靈魂并非“洋務”與“科技器物”，誕生這些先進“形下物”的原動力最終為價值理念中的啟蒙思想。正是啟蒙思想的發端，才誕生了一系列關于自由民主的價值理論與社會實踐，“五四運動”以一批中國早期思想家與學者共同介紹西方啟蒙思想與理論為其核心精神，在國內產生了重大影響。

思想啟蒙運動

1901年秋，山西布政使胡聘之編撰的《山右石刻叢編》刊行，該書四十卷，考錄收存山西全境北魏至元代所存石刻，極富學術和史料價值。1902年，江蘇陽湖人程淯在太原創辦《晉報》，使用鉛字活字版印刷，此為山西有報之始，《晉報》成為全國最早的省級官報。該報內容廣泛，是涉及各行各業和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各個領域的綜合性的官報。之后還籌辦過《山西白話報》。《并州官報》也是清末山西的一份官報。1905年，孫中山在日本東京建立“同盟會”，山西“同盟會”會員景梅九等在日本創辦“山西留日學生同鄉會”報紙《第一晉話報》。該報宗旨是“輸入文明，改良社會”。1906年，山西大學堂的首屆畢業生武紹光、劉懋賞、楊兆泰、郭象升、張瑞生、仇元璹創辦了山西第一份私營報紙《晉學報》，也是山西革命黨最早出版的進步報紙。由于該報附有白話報，銷路甚廣。之后更名為《晉陽白話報》。1907年，“同盟會山西支部”在太原創辦《晉陽公報》，是辛亥革命前夕山西進行宣傳革命思想的重要陣地。之后又改名為《晉陽日報》，抗戰爆發后，才被迫停刊。當時山西省內的期刊還有《漢幟》 《國報》 《明義學報》 《山西教育館報》 《山西農業雜志》等。此外，當時在北京出版的《國風日報》，其主筆景定成也是山西大學堂中齋1907年回國的留日學生。時人稱“北京《國風日報》與東京《民報》均可抵十萬大軍”。

1907年9月15日，山西最早的學術刊物——《晉乘》問世。《晉乘》為32開本，月刊冊報，地址在日本東京神田區中猿東町四番地，由山西留學日本的學生景定成、景耀月、谷思慎、王用賓、榮福桐等人主辦，創刊號內文共82個頁碼，其宗旨是：發揚國粹，融化文明，提倡自治，獎勵實業，收回路礦，經營蒙盟為主義，有圖畫、論說、晉語、文藝、附錄等欄目。圖畫為山西省地圖及傅山先生的畫像，發刊詞多達2000余字。《晉乘》雖為月刊，但是由于言語過激，屢遭山西當局查禁，于1908年2月15日出版第三號就停刊了。

圖書出版方面，1848年，楊文校、張穆編輯出版的《連筠簃叢書》是山西歷史上第一部大型叢書，收集了唐魏征輯《群書治要》、元人著述《元朝秘史》等。到光緒年間，山西圖書出版單位主要有山西浚文書局、山西大學堂譯書院。山西大學堂譯書院是由山西大學堂西學齋總理李提摩太（Timothg Richard，英國人）于1903年用山西經費在上海惠元里設立的一個現代出版機構。編譯出版的主要書籍有《中國編年史表》 《算術》 《代數》 《植物學》 《動物學》 《物理學》 《教育學》 《一千名人傳》（〔英〕錢伯斯著）、《世界故事》 （H·B·辛吉著） 《歐洲商業史》（H·B·吉賓著） 《插圖驚世界》（R·華萊士著） 《插圖邁爾通史》 《插圖最新天文志》 《插圖最新地文志》等。

馮濟川（1859-1930），字秋航，自號“石像山人”，孝義石像村人。清末民國時，為三晉杰出的教育活動家，亦是著名的藏書家之一。幼年聰穎好學，后就學于汾陽西河書院和省城晉陽書院，寒窗十載，博學成才，光緒二十年（1894）甲午科中舉。光緒三十年（1904）東渡日本，就讀于日本明治大學之分校經緯學堂，研究東西各國學說，深感我國人才之缺乏，弊在科舉，主張罷科舉而興學堂。歸國后即于光緒三十二年（1906）春，在太原創辦全晉公立中學堂，被推為教務長。光緒三十三年（1907）馮濟川與縉紳渠本翹、劉篤敬、王霖等參與保晉運動。之后又在孝義兌九峪（今兌鎮）創辦高等小學堂，在太原創辦公立女子學堂，被譽為“山西興新學之先聲”。宣統三年（1911），任中央教育會議員。晚年回歸故里，邊教書邊著書。

馮濟川藏書萬卷，善本頗多，可惜多已散失。遺著有《李菊圃先生遺文》2卷、《朱子年譜節錄》2卷、《四書講義》27卷、《國文一貫》10卷、《今文尚書》6卷、《毛詩故訓傳》30卷、《禮記菁華錄》12卷、《教育叢書》15種26卷、《山西風土志》1卷、《西河雜志》 《馮氏別錄》2卷、《文鈔》32卷及《詩草》等，為境內現代著述最豐者。

新文化運動激活的山西文化藝術

民國時期，山西省政府新聞處和國民黨山西省黨部執委會宣傳部控制新聞出版。當時，山西期刊較多，南京政府規定，凡出版的期刊要向南京政府備案，嚴禁革命書刊出版。山西因宣傳革命被查封的期刊有《山西平民周刊》 《五臺教育旬刊》 《中文論壇》等。

辛亥革命期間到抗日戰爭爆發前夕，太原辦報成風，1914年創辦的《晉陽日報》、1916年革命黨人景梅九創辦的《并州日報》和1918年山西公報館經理王青田創辦的《山西日報》存在時間最長，號稱“太原三家老報紙”。除此三家外，尚有《山西民報》 《陣中日報》，山西軍政府主辦的《中華革命日報》，張毅庵主辦的《公意日報》，劉壬秋主辦的《民隱報》，趙鴻逵、馬鶴天主辦的《太原共和白話報》，薛篤弼在運城創辦的地方報《河東日報》，山西公報館主辦的《山西公報》，王羞塵主辦的《共和白話報》，法政專門學校校長張端創辦、薛篤弼任總編的《山西法政經濟日報》，劉多佛主辦的《大聲報》等等。

1919年“五四運動”開始的“新文化運動”，打破了山西文化學術界的沉悶狀態，學術研究在省城太原及其他地方活躍起來，山西先進的知識分子積極參加反對封建思想，提倡“民主”與“科學”的“新文化運動”。1920年4月13日，山西大學的部分學生成立了“新共和學會”，這是一個具有資產階級改良主義傾向的學術研究團體。同年成立的“社會主義青年團”，使省立一中成為推進山西青年運動和“新文化運動”的中心。1923年，高君宇、賀昌、王振翼等在太原一中成立了“青年學會”，團結進步青年學習革命理論。與此同時，鄧初民、張友漁等在山西省立國民師范成立了“山西學術研究會”，山西公立法政專門學校成立了“政治學會”。1925年，榆次人趙品三在“五卅運動”中加入中國共產黨，與同時入黨的郝金和等組成晉中第一個中國共產黨小組。同年，組織進步學生成立“書報流通社”，向學生介紹進步書籍《中國青年》 《列寧傳》 《馬克思主義淺說》和《共產黨ABC》，主編《國民黨與共產黨》一書和《銳鋒》期刊。之后赴省城參加了“西北革命同盟會”，回校公開成立“左派國民黨支部”，吸收進步學生加入國民黨，黨員達到70多名，形成領導學生運動的中堅力量。1932年7月，進山中學成立了“中國社會科學聯合會山西分會”（簡稱“社聯”）。中國共產黨地下組織用“中國青年救國團”名義請北平的侯外廬、張友漁、邢西萍、溫健公、楊紹萱、杜千秋、王輯五等教授，先后到太原向青年宣傳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對山西青年的學術研究給予指導。1933年，山西大學法學院學生成立了“社會科學研究會”、馮紋教授組織成立了“政治研究會”。1934年，杜任之在山西發起組織了“中外語文學會”，創辦了《中外論壇》，積極開展學術研究和翻譯工作。這些學術團體及其學術活動，有力地推動了山西社會科學的發展。

這一時期，山西社會科學發展的成就尤以史學研究較為突出。常贊春編著的《山西獻征》、山西文獻委員會完成的《山右叢書》，都具有很重要的史料價值。此外，邢子述的《墨玄辯解》，杜任之的《生活動力——青年生活哲學》和《抗日民族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蘭承榮的《孔孟一貫哲學概論》，王哲甫的《中國新文學運動史》，郭象升的《文學研究法》 《古文學別集類案》和《山西文化史概略》，都具有很重要的學術價值。特別需要提到的是賀凱的《中國文學史綱要》，“是我們中國第一部以馬克思主義觀點分析我國現代文學的（著作），具有劃時代的價值”（周揚語）；喬啟明的《中國土地利用》和《中國農村社會經濟學》，具有相當大的社會影響。

據山西省圖書館現存民國時期期刊統計，此期約有10余類60余種刊物，其中文藝類有第二戰區民族革命宣傳隊文藝組編印的《文藝習作》（月刊），綜合類有山西大學校刊編輯部編印的《山西大學校刊》、太原圖書館晉文畫報社編印的《晉文畫報》、山西省政府和第二戰區長官司令部編印的《虎嘯》雜志等等，此外，還有山西省立第一師范學校學友會編印的《鐸聲》，商校校友會發行的《山西商業雜志》，五臺模范高小校編的《小兄弟季刊》 《館員校刊》。其他刊物有：《協進》 《影時畫報》 《好友》 《醒世畫報》 《同聲》 《最后生活》 《勞工》 《牘民叢刊》 《推進半月刊》 《來復》 《晉民快覽》 《國鴻》 《山西通俗報》 《國語報》 《谷聲季刊》 《山西國術體育匈刊》 《造產救國社年報》 《實行》 《山西省立太原中學校周刊》 《山西省立第一中學校校友會雜志》等。此期，戰爭連年不斷，社會動蕩不安，學術與文化帶有濃厚的政治色彩，期刊時辦時停，能持久者甚少。

民國時期的圖書出版，一改過去“五經四書”和古典名著的傳統，主要出版現代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圖書。這一時期出版的圖書，最重要的出版物是山西省文獻委員會編輯出版的大型叢書《山右叢書初編》。此為山西出版史上唯一的一部綜合性的晉人著述叢書，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和收藏價值。

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山西抗日革命根據地出版事業搞得非常出色，編輯出版了許多雜志和圖書。晉冀魯豫邊區的太行區，創辦的影響較大的刊物有《戰斗》 《黨的生活》 《抗戰生活》 《華北文藝》 《華北婦女》等。圖書出版方面，該區先后設有太行文化教育出版社、華北《新華日報》（新聞兼圖書出版的總機關）、華北新華書店、華北書店，出版發行了大量圖書。

《晉陽日報》創刊于1914年，主筆、編輯屢易其人，從1921年至抗日戰爭爆發，該報政治立場始終站在擁護山西統治者閻錫山的一邊。1937年10月，太原淪陷前，該報自行停刊，再未復刊。

《并州日報》創刊于1916年8月15日，原系民營報，創辦人為牛明允等。該報對社會黑暗有所揭露，銷路一直不敵《晉陽日報》和《山西日報》。太原淪陷前夕停刊，再未復刊。

《山西日報》創刊于1918年6月20日，是山西軍政兩署的機關報。1918年8月4日出版了首期《山西日報星期附刊》。1934年春，又付印《太原晚報》。1937年10月，日軍占領太原前夕停辦。1937年12月間，報紙又在運城出版《山西日報（運城版）》，1938年2月因日軍逼近運城停刊，以后再未復刊。《山西日報》是時任《山西公報》經理王青田負責創辦的。

《晉文畫報》創刊于1931年12月20日。每月出版一期，是為16開冊報，每期有16個頁碼，是珂羅版印刷，攝影制版，開創了山西此類畫報之先河。社址設在山西太原圖書館，制版印圖在太原橋頭街的太原瑞豐照相館。該報宗旨：發揮三晉固有文化、固有智能，介紹世界學術，融匯中西文化，提倡東、西洋有趣味有價值之藝術，增進民智，協助新中國之建設，使社會藝術化、藝術社會化。報頭為山西書法名家太谷人趙昌燮（趙鐵山）題寫，并有其落款。創刊號封面為國父孫中山先生的石刻像，是法國雕刻家蒲勒蘭得克的杰作。發刊詞印在封二，為曾擔任山西教育圖書館博物館館長的晉城人郭象升所作。有元靈所寫《本報同志工作的志趣及所負的使命》及王海龍所寫的《我們為什麼要辦晉文畫報》；還有山西書法家傅山真楷楹聯、楊篤金刻文楹聯；插頁為宋朝陣容畫作《龍圖》；趙鐵山指筆合畫的《三老圖》，還有日本文物收藏及美術家中西融化之水彩畫等。

《山右叢書初編》是1934年由山西省文獻委員會編纂的一部匯集晉人學術著作的大型古籍叢書。這套叢書由閻錫山、趙戴文主持，馬君圖和郭象升主編。收入自唐迄清歷代28位晉籍學者、作家的重要著作38種和附錄5種。《中國叢書綜錄·總目》著錄了這部叢書的詳細目錄。1937年初版，原書355卷，線裝102冊。印數很少，加之出版后正值抗日戰爭爆發，續編工作中綴。所印之書亦未及向海內外發行，存書寥寥，行世甚稀。

《山右叢書初編》內容豐富，所收錄的38種著作涵蓋面廣，涉及社會科學的各個方面。《山右叢書初編》所錄彌足珍貴，一軼在案，可省卻翻檢尋覓之勞，為當今海內學人研究者必備之參考書，具有較高的資料價值和學術價值，是繼《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之后，我國書目學又一重要著作。

《宗圣學報》是由山西宗圣總會于1920年2月創辦的，柯璜為主編。時任山西大學教授的柯璜對孫中山題詞“文明導線”有一“跋”：“先生宗圣學報題詞，提倡孔子學說之遺書。黃巖柯璜謹識。”積極弘揚儒家鼻祖孔子學說思想。他還在《宗圣學報》發表過愛國反帝的文章《與某當局論今日中日膠青之交涉》一文，明確提出：中國在世界上有重要位置，“世界未來和平于不和平之問題，欲挽回而補救之是在我國”。

《文藝舞臺》是1935年由杜任之主編的文藝刊物。編輯人員有王毅哉、常芝青、張季純，惠實夫負責出版發行，這是一本宣傳抗日和刊載革命文藝作品以及外國進步小說的綜合性文學刊物。以發表劇本為主，也發表詩歌、小說、散文和文藝理論文章。著名木刻家力群在這份刊物上也發表了許多作品，如木刻畫《難民》 《病》 《囚徒》 《一二·一六在北平》 《也許……是條狗》等，每期封面也都是力群的木刻。此外，還發表過力群撰寫的《木鈴木刻研究會的經過》一文，這是較早介紹魯迅關懷和扶植這一木刻團體的專文。

新文化運動和美術革命（下）

山西的美術革命

在西方文明的影響下，一批滿懷愛國熱情的進步文化人掀起的“新文化運動”，以“民主”與“科學”為武器，對阻礙社會進步的舊文化和封建思想展開猛烈的抨擊。1919年爆發的“五四運動”，“是在當時世界革命號召之下、是在俄國革命號召之下、是在列寧號召之下發生的”。“五四運動所進行的文化革命則是徹底地、反封建文化的運動。”“五四運動”的爆發，更是把這一思想啟蒙熱潮推入了“文化革命”的偉大時代，“文藝復興說”也成為學術界對“新文化運動”的一種很有代表性的理解。作為“新文化”組成部分的美術，同樣是以反封建、探索進步的道路為特點的。

盡管此時“美術革命”的口號此起彼伏，但整個民國社會形態并沒有提供一個大一統的文化思想，而社會現實主義創作等到新中國建立之時，才得以確立。

1918年由太原地區部分美術工作者共同發起“太原的山西美術研究會”。1921年，太原圖書館舉辦“文山畫展”。1925年夏，太原國民師范學校學生先后創辦美術研究會、青年墻報社、音樂研究會等學生組織，開展“新文藝”的研究和推廣活動。1926年，畫家趙延緒（趙纘之）赴日留學，歸國后畫了許多油畫、水彩畫、國畫，并在太原舉辦畫展。1928年，山西省教育學院創辦了《采社》雜志，次年創辦《夜光》；教育學會創辦了《教育季刊》，學術活動特別活躍。1933年，師從黃賓虹、鄭曼青兩位大師的壺關人李友芝從上海美術專科學校（今上海美院）畢業回到山西，執教晉中榆社縣省立第八中學（后改名榆中）。期間，與上海美專的同學、校友成立了海風畫社及美術供應社，且先后兩次在太原展出作品，均獲好評。是時太原各報多有報道，并出紀念特刊。

1933年2月，由力群（原名郝力群）、葉洛、曹白、許天開等人發起成立的木鈴木刻研究會在國立杭州藝術專科學校成立。4月1日，木鈴木刻研究會第一次木刻展覽會在校內舉行，出版了一本手印木刻集《木鈴木展》。力群通過這個團體學習木刻，并通過木刻來表現人民的生活和斗爭，使木刻成為為勞苦大眾服務的藝術。同年夏天，力群在藝專參加了由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左翼美術家聯盟”。

在力群拿起木刻刀最初的幾年里，由于他奔走于杭州、上海等大都市，生活極不安定，只好接觸什麼就畫什麼，我們從他這個時期的創作中，看到的是病中的工人、受難的青年、拾垃圾的孩子、采樹葉的婦女、無家可歸的流民，表現了作者對于最底層的人民大眾的同情和對于“三座大山”壓迫的無比憤恨，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喚起民眾、仇恨敵人的作用。力群這個時期的作品就藝術表現而言，顯然是受蘇聯和西歐木刻的影響，處于模仿學習外國的階段。那時學習木刻，既無老師傳授，又無先輩指導，也沒有木刻技法書做參考，只好從魯迅先生介紹的一些外國木刻家，如德國的梅菲爾德、珂勒惠支，比利時的麥綏萊勒，蘇聯的法沃爾斯基、克拉甫欽柯等人的作品中求得木刻技法知識。梅菲爾德的木刻大半是用圓口刀刻制的，多采用陰刻法，黑白對比強烈，很有特點。力群于1933年刻的《病》，在技法上就是學習梅菲爾德的技法。而1935年刻的《三個受難的青年》 《抵抗》，則可以看出是在向麥綏萊勒的刻法學習。到1936年，蘇聯版畫在中國舉行展覽后，對力群的木刻創作影響很大，他在一個較長時期里是向蘇聯版畫學習的，此時創作的《魯迅像》 《武裝走私》 《收獲》等作品，就有蘇聯版畫那種工細、裝飾性強等明顯特點。

1933年10月，力群、曹白、葉洛三名木刻青年因參加木鈴木刻研究會，創作進步木刻作品，被反動當局逮捕，至1935年春出獄。力群并未因此打擊而灰心，出獄后仍然執刀刻木刻，以此作為對敵人的回答。曹白（原名劉萍若）是力群的同學、摯友和內兄。1936年4月6日，當魯迅得到了曹白3000多字的《坐牢略記》后，于7日夜憤然寫成《寫于深秋里》一文，尖銳地揭露了反動派對三個青年的迫害和對新興木刻的摧殘。1935年秋，力群從上海回到太原。次年春，紅軍東渡黃河進入山西，“土皇帝”閻錫山大搞白色恐怖，屠殺共產黨人，魯迅非常擔心力群的安全，后來曹白告他力群安全無恙時才放心，并在5月4日給曹白的信中說：“關于力群的消息，使我很高興。”這是對力群的最大關懷和鼓舞。力群未曾和魯迅先生直接通過信，他的木刻都是通過曹白給魯迅的信中附過去的，魯迅又通過給曹白的信對力群的木刻創作進行指導。魯迅每次都給予親切教誨和具體指導，說“他的木刻，是很生動的，但關于形體，時有失敗處，這是對于人體的研究，還欠功夫的緣故”。1936年春，當力群為響應茅盾主編的《中國的一日》征文，根據當時他在太原城郊看到人們不得飽食而去采摘樹葉充饑的情景而刻的《采葉》，以及這之前刻的《三個受難的青年》等三幅木刻，經由曹白寄給魯迅后，魯迅8月2日在給曹白的信中說：“郝先生的三幅木刻，我認為《采葉》最好，我也見他投給《中國的一日》，要印出來。《三個受難的青年》初看很好，但有一些避重就輕之處，是三個人的臉面都不明白。”隨后，力群又通過曹白將自己刻的一幅《魯迅像》寄給魯迅，8月4日魯迅收到，7日魯迅給曹白回信，在指出了一些木刻青年的作品“形成了一種型，陷在那里面” “構圖有時出于拼湊，人物也很少生動的”等弊病之后接著說：“郝君給我刻像，謝謝，他沒有這些弊病。”

1935年夏，唐河、趙健等人在太原舉辦了平津木刻研究會主辦的“全國木刻聯合展覽會”。同年，畫家力群在中山公園舉辦了“力群畫展”。1936年10月初，力群與江豐、野夫、陳煙橋、黃新波、曹白等在上海法租界八仙橋青年會舉辦了第二屆全國木刻流動展覽會，魯迅于8日帶病前往參觀，予以贊賞，這對力群等木刻青年又是多麼大的鼓舞。11天之后，魯迅竟與世長辭。力群在池田辛子和曹白的陪同下，前往魯迅家為其畫下了遺像，并參加了治喪活動。然而，得到了魯迅巨大關懷的力群卻始終沒有在魯迅生前得以拜訪，深感是他“一生中的最大憾事”。

1937年，江豐、鄭野夫、力群等在上海成立鐵馬版畫社；同年，江豐、力群、王天基、白危等在上海成立木刻作者協會；7月，李樺、力群、新波、江豐、曹白、野夫、陳煙橋、林夫等發動籌備第三回全國木刻流動展覽會，因“七七事變”全面抗戰開始而流產。9月15日，江豐隨上海文化界救亡總會出發，攜帶為第三回全國木刻流動展覽會征得的作品2000余幅，離開上海前往漢口，并在沿途舉行展覽。

民國時期，教育部舉辦第二次全國美術展覽會，西畫藝術風格是寫實主義與西方現代派藝術多元共存，這與1929年第一次全國美展西畫傾向于寫實的整體面貌大相徑庭。趙延緒的中國畫作品《大雨》入選展覽。

在抗戰全面爆發前夕，著名民主人士和文化界精英杜任之、張友漁、邢西萍、侯外廬、高沐鴻、盧夢、宋之的等，在省城組織文藝救亡活動，還創辦了藝術通訊社和西北劇社，面對國民黨的不抵抗政策，發出了“我們要以自己的熱血洗盡我們的恥辱”的吶喊。實際由共產黨領導的特殊形式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組織“犧盟會”，把山西的抗日救亡運動推向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