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廣潔先生的《金戈鐵馬——與山西有關的著名戰役》一書出版，閱讀后感想頗多。
人類的過往，總的來說，留下來的歷史，戰爭占有很大成分。《左傳》里“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的話，就很好地體現了戰爭在古代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左傳》就很生動細致地記錄和描寫了很多戰爭的場面；太史公寫《史記》，同樣如此。至司馬溫公撰著的編年體歷史巨著《資治通鑒》，連文化史和經濟史上的重要事件大多都被略去不提，可還是詳細載錄了諸多戰事戰役。這都體現出血腥的戰爭給社會和民眾所造成的深重影響。
戰爭帶給民眾的痛苦是深重的，但這既然是構成過往歷史的重要內容，我們就不僅無法回避，還要多做出一些研究，并把這些研究的結果，推送到社會公眾的面前，以便大家更好地了解這些過往的歷史。
廣潔先生這部《金戈鐵馬——與山西有關的著名戰役》，選擇山西歷史上近50個重要戰役，一一重現這些戰役發生的時間、緣起、進程、結局及其影響。每一場戰役的具體地點，當然都是在今山西省境內，但這些戰役的重要性和它的影響，往往都超出山西一地，關系到這方土地的全局性問題。
盡管如此，廣潔先生在這部書中按照歷史事件發生地點所選擇的研究對象，一般來說，這首先還是個區域史的問題；更具體地說，是個區域軍事史問題。不過學科的類別，總是由研究者根據自己入手的便宜來設定，對于我這個主要從事歷史地理學研究的人來說，歷史時期特定空間內發生的軍事活動，就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從歷史地理學角度將其一部分研究內容歸結為歷史軍事地理問題；至少這是我們審視這些戰役的一個重要視角，事實上廣潔先生在這部書中也是這樣做的。他對許多古戰場的野外考察，正是研究歷史軍事地理應該采取的方法。
談到歷史軍事地理問題，就不能不提到清朝初年學者顧祖禹的名著《讀史方輿紀要》。顧祖禹在這部書中山西部分的序言里，一開頭的論述就通觀全局，縱覽古今，可以說概括了山西地區軍事地理形勢的總體特點。古往今來，山西境內大大小小無數戰役，若是從軍事地理角度加以分析，進行描述，都不能脫離這個框架。讀者閱讀廣潔先生這部書，認識和了解山西歷史上的這些戰役，心中最好也能先有這個框架作背景。
若是再進一步展開說明山西這一區域在中國歷史軍事地理大格局中的地位，則可以看到，今黃河中下游平原的核心地帶亦即所謂中原地區，往往是決定一個政治勢力成敗興亡最為關鍵的地理樞紐。在這一區域的外圍，關中渭河平原，地理形勢自成一體。西漢初年，張良勸說劉邦離開中原的腹心洛陽而去關中建都，就說關中“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也就是足以利用關中控扼中原地區，這在很大程度上也就等同于控扼天下。顧祖禹在談論山西的軍事地理形勢時說“關中而外，吾必首及夫山西”，在一定意義上來講，也就是說山西在這方面具有僅次于關中的重要地位。蓋山西高原因有山環河繞，地勢也能自成一體，居高臨下，震懾中原，因而對于全國的形勢具有重要影響，誠可謂舉足輕重。
正因為山西地區這一舉足輕重的地位，漢武帝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向東挪移函谷關的位置（由今河南靈寶東移至今河南新安），亦即進行所謂“廣關”之舉時，才特意把整個山西高原都囊括進“關中”區域之內。進一步解釋這一舉措的意義，則是漢代初年以來一直實行以關中控御關東的地域控制政策，而關東被控制的對象，在當時最主要的是各個諸侯王國。在經過此番“廣關”之后，山西高原被列為與關中幾乎同等重要的朝廷直接控制區域，從而大大加強了朝廷的實力（西漢末揚雄著《方言》，往往用“自關而西秦晉之間”云云來把三晉與關中劃為同一個有諸多共享詞匯的區域，這種語言應用狀況的形成，我想就應與漢武帝這次“廣關”具有密切聯系），這在西漢中央與地方關系的消長變化過程中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原因無他，就在于山西高原重要的軍事地位。
這樣的軍事地理地位，當然只是山西境內歷史時期那些重要戰役得以發生和進行一般性的背景，讀者們還是要通過閱讀廣潔先生書中的論述，才能清楚地一一知悉那些在各個不同歷史時期都足以聲震天下的三晉兵事。
人類的過往，總的來說，留下來的歷史，戰爭占有很大成分。《左傳》里“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的話，就很好地體現了戰爭在古代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左傳》就很生動細致地記錄和描寫了很多戰爭的場面；太史公寫《史記》，同樣如此。至司馬溫公撰著的編年體歷史巨著《資治通鑒》，連文化史和經濟史上的重要事件大多都被略去不提，可還是詳細載錄了諸多戰事戰役。這都體現出血腥的戰爭給社會和民眾所造成的深重影響。
戰爭帶給民眾的痛苦是深重的，但這既然是構成過往歷史的重要內容，我們就不僅無法回避，還要多做出一些研究，并把這些研究的結果，推送到社會公眾的面前，以便大家更好地了解這些過往的歷史。
廣潔先生這部《金戈鐵馬——與山西有關的著名戰役》，選擇山西歷史上近50個重要戰役，一一重現這些戰役發生的時間、緣起、進程、結局及其影響。每一場戰役的具體地點，當然都是在今山西省境內，但這些戰役的重要性和它的影響，往往都超出山西一地，關系到這方土地的全局性問題。
盡管如此，廣潔先生在這部書中按照歷史事件發生地點所選擇的研究對象，一般來說，這首先還是個區域史的問題；更具體地說，是個區域軍事史問題。不過學科的類別，總是由研究者根據自己入手的便宜來設定，對于我這個主要從事歷史地理學研究的人來說，歷史時期特定空間內發生的軍事活動，就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從歷史地理學角度將其一部分研究內容歸結為歷史軍事地理問題；至少這是我們審視這些戰役的一個重要視角，事實上廣潔先生在這部書中也是這樣做的。他對許多古戰場的野外考察，正是研究歷史軍事地理應該采取的方法。
談到歷史軍事地理問題，就不能不提到清朝初年學者顧祖禹的名著《讀史方輿紀要》。顧祖禹在這部書中山西部分的序言里，一開頭的論述就通觀全局，縱覽古今，可以說概括了山西地區軍事地理形勢的總體特點。古往今來，山西境內大大小小無數戰役，若是從軍事地理角度加以分析，進行描述，都不能脫離這個框架。讀者閱讀廣潔先生這部書，認識和了解山西歷史上的這些戰役，心中最好也能先有這個框架作背景。
若是再進一步展開說明山西這一區域在中國歷史軍事地理大格局中的地位，則可以看到，今黃河中下游平原的核心地帶亦即所謂中原地區，往往是決定一個政治勢力成敗興亡最為關鍵的地理樞紐。在這一區域的外圍，關中渭河平原，地理形勢自成一體。西漢初年，張良勸說劉邦離開中原的腹心洛陽而去關中建都，就說關中“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也就是足以利用關中控扼中原地區，這在很大程度上也就等同于控扼天下。顧祖禹在談論山西的軍事地理形勢時說“關中而外，吾必首及夫山西”，在一定意義上來講，也就是說山西在這方面具有僅次于關中的重要地位。蓋山西高原因有山環河繞，地勢也能自成一體，居高臨下，震懾中原，因而對于全國的形勢具有重要影響，誠可謂舉足輕重。
正因為山西地區這一舉足輕重的地位，漢武帝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向東挪移函谷關的位置（由今河南靈寶東移至今河南新安），亦即進行所謂“廣關”之舉時，才特意把整個山西高原都囊括進“關中”區域之內。進一步解釋這一舉措的意義，則是漢代初年以來一直實行以關中控御關東的地域控制政策，而關東被控制的對象，在當時最主要的是各個諸侯王國。在經過此番“廣關”之后，山西高原被列為與關中幾乎同等重要的朝廷直接控制區域，從而大大加強了朝廷的實力（西漢末揚雄著《方言》，往往用“自關而西秦晉之間”云云來把三晉與關中劃為同一個有諸多共享詞匯的區域，這種語言應用狀況的形成，我想就應與漢武帝這次“廣關”具有密切聯系），這在西漢中央與地方關系的消長變化過程中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原因無他，就在于山西高原重要的軍事地位。
這樣的軍事地理地位，當然只是山西境內歷史時期那些重要戰役得以發生和進行一般性的背景，讀者們還是要通過閱讀廣潔先生書中的論述，才能清楚地一一知悉那些在各個不同歷史時期都足以聲震天下的三晉兵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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