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抉擇：鼎革之際的歷史與人》

　　解璽璋 著 天地出版社

如果歷史是一條河流，鼎革之際無異于一道急灣，于此碰撞而出的飛流或浪花，格外炫人眼目。本書集中描摹了王朝易代之際的知識分子群像，主要集中于明末清初和清末民初兩個階段，包括陳洪綬、傅山、俞理初、黃宗羲、李贄、呂留良、嚴復、呂碧城、徐世昌等人。作者重點著筆于這些人物在風雨飄搖的鼎革之際的個人經歷和個人選擇，以此來探究他們的內心世界。

　　李贄、黃宗羲、呂留良、康有為、梁啟超、嚴復……這一串璀璨的名字背后，既有鮮為人知的歷史，也有士人的錚錚風骨。作為歷史敘事，作者尊重筆下歷史人物的選擇，尊重事實和真相，不預設立場，不搞先驗的標準，不丑化也不美化，不從臆測的前提出發，只從史料基礎出發，構建出可信的歷史現場。作者寫的這些人物都是文人、士子，他們都生活在歷史列車急速轉彎的時代。時代風云的劇變，常常會給人們的心理造成強烈的震撼和沖擊，進而影響人們的判斷和行為。而文人、士子是尤為敏感的群體，他們的反應自然也就比常人更加豐富和復雜。恰恰是這些復雜、豐富的內心世界，使作者對筆下的人物常抱以“同情之理解”，以理性和溫情之筆寫出了歷史和人性的復雜，剖析了歷史興衰背后的深層邏輯。

　　提及武俠，無人不知“金古梁”。在被問及自己武俠創作的地位時，梁羽生曾道：“開風氣也，梁羽生；發揚光大者，金庸。”而梁羽生的武俠名著《七劍下天山》家喻戶曉，書中劍俠傅青主的名號膾炙人口，堪稱醫劍雙絕、俠之大者。而歷史中的傅青主，其形象之高大、品格之高潔，較之小說中的傅青主，更是不遑多讓。傅青主的原型就是明末清初的一代名士傅山（字青主），他一生唯重氣節，無論在明在清，皆不改本色。

　　傅山，山西太原府陽曲縣人氏，梁啟超謂之清初山西學術唯一可述者“以氣節文章名于時”。其實，傅山的身份遠比梁啟超所說的復雜得多。首先，他是個大書法家和畫家，《清史列傳·傅山》說他“工分隸及金石篆刻，畫入逸品，趙執信推山為國朝第一”。其次，他的醫術也很高明，尤精于婦科，有《傅青主女科》《傅青主男科》名世，至今仍為醫學界所看重。過去人們認為，漢代名醫張仲景“有神思而乏高韻”，所以他才選擇了行醫；傅山卻能二者兼得，“即擅高韻，又饒精思”，故稱“賢者不可測如是”。

　　不過，傅山最為人稱道的還是氣節。《清史稿》談到其中的原因：“明季天下將亂，諸號為搢（縉）紳先生者，多迂腐不足道，憤之，乃堅苦持氣節，不少媕娿。”在一個精神萎靡、信仰缺失的年代，太多的士子文人選擇向世俗社會的價值觀妥協，他卻毫不猶豫地堅守氣節，不計較個人得失，終于脫穎而出，享譽士林。

　　崇禎十七年甲申（1644），李自成經山西進軍北京，至三月十九日，北京失守，崇禎皇帝縊死于煤山。四月，清軍借討伐李自成的名義，進山海關，攻占北京。十月，太原陷落。不久，北方諸省均被清軍所控制。而此前八月，傅山已出家做了道士，脫下儒生裝束，披上了紅色道袍，自號“朱衣道人”，其中便暗含了著朱家之衣、不肯降清之志，而道士的身份也為他逃避清朝強制薙發提供理由，并掩飾他的反清活動。他在一首詩中寫道：

　　鐵脊銅肝杖不糜，山東留得好男兒。

　　橐裝倡散天禎俸，鼓角高鳴日月悲。

　　咳唾千夫來虎豹，風云萬里泣熊羆。

　　山中不誦無衣賦，遙伏黃冠拜義旗。

　　實際上，甲申國變之際，傅山寫了數十首詩表達他對明王朝深沉的哀思。其中《龍門山徑中》就寫到他做道士后的矛盾心情：

　　貧道初方外，興亡著意拼。

　　入山直是淺，孤徑獨能盤。

　　卻憶神仙術，如無君父關。

　　留侯自黃老，始終未忘韓。

　　傅山不是沒考慮過“死國”或所謂“主辱臣死”的問題。盡管他并非明朝皇帝的臣子，但“君亡與亡”是當時一般士人都認可的道德律令。所以他說，“三十八歲盡可死”。甲申年他虛歲三十八歲，盡可以隨著崇禎皇帝而選擇死；但“棲棲不死復何言”又如何解釋呢？他用了徐庶和庾信的例子，來說明自己的處境，“徐生許下愁方寸，庾子江關黯一天”。一方面是親子之孝，對年邁的母親負有責任，一方面是故國之思，不能釋懷。這應該是傅山不死節的主要原因，也是當時許多士大夫的選擇。他在許多詩中都提到了母親，，以表達忠孝難以兩全的內心沖突。《清史稿》也曾記述“甲申后，山改黃冠裝，衣朱衣，居土穴，以養母”。

　　然而，傅山卻未能遠離清初政治的旋渦。清順治十一年甲午（1654），河南宋謙謀叛案事發，傅山被牽連其中。六月，他被捕入太原府獄，同時被捕的還有弟弟傅止、兒子傅眉，以及幾位“同黨”。因他以“朱衣道人”聞名，故此案又稱“朱衣道人案”。事情的起因是南明總兵宋謙在晉中、晉南、晉東南及冀南和豫北邊界組織武裝起義，不幸事敗被捕。審訊中，宋謙供稱：“傅青主，太原人，生員（秀才），今已出家作道人，身穿紅衣，號為紅衣道人，在汾州一帶游食訪人，系知情。”于是，傅山亦作為“叛逆欽犯”入獄受審。面對審訊他的人，傅山咬定未與姓宋的見過面。最后一次宋謙帶了書信和禮物來，要請傅山給友人治病，傅山因懷疑他的動機，“書也不曾拆，禮單也不曾看”，又拒絕了他，他罵著走了，就算是把他得罪了。當時，布政司的魏經略（魏一鰲）正好來求藥方，可以作證。

　　有人善意地猜測，傅山的這番話是“假口供”，編了騙官府的。或許當時審他的人也這樣想。因此，在關押期間，傅山受盡了折磨，官府的目的就是讓他認罪。但他抗詞不屈，絕食九天，以證明自己的清白。他還信誓旦旦地說，如果把他放在一群人里，姓宋的能認出他來，他情愿認罪。由于宋謙已經被殺，死無對證，而最關鍵的，又有魏一鰲出面證實了他的供詞，他的門人、朋友有在清政府中為官的，也多方營救，終于使他在被關一年之后無罪釋放。朋友們都慶幸他的大難不死，然而傅山卻“深自咤恨，謂不若速死為安”。他作了一首詩，表達這種愧疚之情：

　　病還山寺可，生出獄門羞。

　　便見從今日，知能度幾秋。

　　有頭朝老母，無面對神州。

　　冉冉真將老，殘編靦再抽。

　　詩中，傅山責備自己未能死在獄中，而茍活于世間，再無顏面對神州大地。另有一層意思他在詩里沒說，即與他同案的蕭峰、朱振宇、張錡三人的悲慘結局一直折磨著他，使他在心理上有一種愧疚感。蕭峰被處絞刑，朱、張二人被處以杖刑后流放三千里外，生還的傅山對此不可能無動于衷。他很清楚，是聲望和人脈保全了他的性命，但“同黨”之死畢竟讓活下來的人有一種不光彩的感覺。他不僅無顏面對神州大地，更無顏面對新朋舊友。他會覺得，這與“附逆”于新朝去做官沒有什么區別。于是，性命的保全反而在心理上構成了對他的羞辱，這是令他難以接受的。

　　清康熙十七年戊午（1678），詔舉鴻博，即著名的博學鴻儒特科考試，是傅山一生經歷的最后一個大節目。據說，各地舉薦的學者多達一百八十余位，包括朱彝尊、閻若璩、李因篤、王弘撰、潘耒、曹溶、陳僖、李颙等。其中李颙絕食五天迫使地方官員知難而退，同意他不參加這次考試；曹溶則以丁憂為由，未赴北京。在各地官員的不懈努力下，有大約一百五十位被薦學者來到北京。傅山是由京官李宗孔舉薦的，最初他一再“固辭”，以生病為理由拒絕赴京。他有一首詩《病極待死》，就作于此時：

　　生既須篤摯，死亦要精神。

　　性種帶至明，陰陽隨屈伸。

　　誓以此愿力，而不壞此身。

　　世世生膝下，今生之二親。

　　莫謂恩愛假，父母愛我真。

　　佛謂恩難報，不必問諸人。

　　在這里，他已經表明了自己的心跡，盡管地方官府并不放過他。陽曲縣知縣戴夢熊是他的朋友，親備驢車，極力勸行。為了不讓朋友為難，不得已，他同意在傅眉和兩個孫子陪同下啟程前往北京。但他打定主意，絕不參加考試，這是他的底線。因為對他來說，參加考試就等于承認了清政府的合法性，是一種向新朝廷妥協的行為，作為明朝遺民，除了拒絕，他別無選擇。所以，他們一行“至京師二十里（一說三十里），誓死不入”，停宿在崇文門外一個荒寺（圓教寺）中。這一次，他抱定了必死的信念，倘若朝廷執意要他參加考試，便以死殉節。這時，他的老朋友、都察院左都御史魏象樞乃“以老病上聞，詔免試，加內閣中書以寵之”。有傳說，傅山一直未領此銜。大學士馮溥（益都）要求他向皇帝謝恩，并稱：“恩命出自格外，雖病，其為我強入一謝。”傅山此時已絕食七天，不能動，馮溥“乃強使人舁以入。望見午門，淚涔涔下。益都強掖之使謝，則仆于地。蔚州（魏象樞）進曰：‘止！止！是即謝矣！’”。第二天，傅山一行便離開北京，踏上了歸鄉的行程。

　　五年后，傅山在兒子傅眉病逝四個月后也匆匆告別了人世，享年七十六歲。他有一句名言，是我最喜歡的：“寧拙毋巧，寧丑毋媚，寧支離毋輕滑，寧直率毋安排。”《清史稿》稱：“此言非止言書也。”的確，這也是傅山人格的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