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8月11日（農歷六月廿四），我出生在一個大地主家長工院內的一間小破房里，從小受盡欺負。我的名字叫張步華，18歲以前，從未出過遠門，只是一個在家里勞動耕田的農民。直到有幸認識了紅軍，從此我的一生被改寫。
當時，我所在的村子是山西長治黎城縣洪井村。在村里，我受到了紅軍的熏陶，也看見了紅軍是為勞苦大眾服務的。于是，我擔任了紅軍半脫產宣傳員，并成為副村長，掌握了村政權。我這個副村長表面是給反動派政府當的，實際是給村里老百姓解決問題，和那些匪軍斗爭的。其中，與國民黨司令孫殿英斗爭的情況最為深刻。
1936年，國民黨的一些雜牌軍先后云集到山西、河北兩省交界之處（黎城和涉縣一帶），洪井村又地處長邯路北面兩省交界處的一條交通要道上，每天往來的國民黨雜牌軍很多，而這些雜牌軍又是各自為政，趁國家危亡之時，抓夫虜兵，掠奪民財，擴充自己的勢力，對老百姓之更甚，任意打罵，明搶暗劫，敲詐勒索，污辱婦女，無惡不作。當他們大軍過境和住宿時，也正是他們個人與同伙發財的大好時機。我的任務就是和這些匪軍周旋、斗爭，保護村里的老百姓以及他們的財產。
話說1937年秋收快結束的時候，國民黨孫殿英司令部駐扎在河北涉縣。一天，一名副官帶領三個兵，一行四人，全副武裝地從涉縣經源泉溝到潞安府（今長治市）領軍裝。他們到處豪搶掠奪。黑夜住在我村，在村公所要酒、要肉、要大煙土、要烙餅，吃飽喝足吸夠后，他們商議第二天向村里要二百塊銀洋做盤費，如果沒錢，就挑選老百姓四匹好牲口騎著去賣等等。我們的人了解情況后，立即報告了我，我立即召開會議商討對策。因為是孫殿英的副官，而且又都帶著武器，恐怕不好對付，得想個妥善的辦法對付他們。最后確定：爭取用送瘟神的辦法把他們打發走；保護好牲口，決不能讓他們搶去；對一切可能發生的情況都做了具體和詳盡分析。
第二天早晨，匪軍突然將我軟禁起來，百般威脅逼我交錢。我說：“就是打死我，也沒有一文錢。”隨后，他們又抓了兩個閭長去借錢，結果一無所獲，便把他們痛打一頓。然后兩個匪軍又用槍逼著我去借，最后在一個叫張連弟的老人家里借到兩塊大洋。回到村公所后，那兩個匪軍拉著四頭好牲口也回到了村公所。那副官給了我一耳光，兩塊銀元也被打落在地。打完后，他邊罵邊騎上牲口跑，押我的匪軍也急忙撿起地上的銀元，拉著牲口跑了。牲口被搶的戶主急了，邊哭邊喊從后面緊追，圍觀的村民非常氣憤，大罵那四個缺德的匪軍。由于我們早做了準備，他們騎牲口剛跑出村外一公里遠，路邊突然竄出了幾個后生，把那四個匪軍推下牲口，又迅速繳了他們的槍，沒收了其帶在身上的孫殿英司令部發到潞安府領軍裝的公文和有關手續，并將四人又拖打回村公所。四人大罵不止，村民忍無可忍，把他們狠狠教訓了一番，直到他們有了認罪態度，才被放下來。不料，一放下來他們就躺在地上裝死，不管如何打罵，動也不動一下，以此來抵抗。怎么辦呢？當時紅軍已改編成八路軍，城里剛成立了工作團，領導我們的兩個八路軍，決定把他們四人送到縣工作團處理，并先行進城向八路軍工作團王主任匯報。我們立即挑選了四十多個青壯年，把那四個匪軍捆在門板上，抬到城里交給八路軍工作團處理。當時八路軍工作團剛成立，主任叫王鳳鳴，他熱情地接待了我們。
正當我們匯報四個匪軍情況的時候，忽然有人報告，孫殿英由潞安府返回涉縣司令部，已快到縣城了，城內一些商界和紳士大擺路宴迎接，一些國民黨要員也去迎接了，于是王鳳鳴主任也去了。四個匪軍一聽說他們的孫司令來了，由死變活，又大罵起來，為了不把事態擴大，我們給他們松了綁，交還了他們的公文和槍支。可他們狗仗人勢，反而不讓解繩，謾罵不止，說要讓他們司令親自看看。我們這些莊稼漢誰也沒見過這種情景，村里的四十多個青壯年全嚇跑了，只有解繩子的張起蒼沒跑掉，但也藏起來了。當時我并沒感到害怕，反而認為孫殿英來了，正好和他講理斗爭。
果然，過了不長時間，孫殿英來了，并親自過問這件事情。就在八路軍工作團駐的一個學校大操場上，孫殿英警衛連的人馬排成一個月牙，旁邊圍觀的學生和群眾很多，孫殿英、王主任、我和那四個匪軍站在中間。當時我和孫殿英面對面站著，見此人臉上有幾顆黑麻子，留著很短的八字胡，手里拿著一根文明棍。沒有等他講話，我就搶先質問：“你是他們的司令，他們是你的副官和兵，還有你司令部簽發的公文及武器。請問你是一個抗日的保衛老百姓的司令，還是一個禍國殃民殘害百姓的司令呢？”孫殿英笑著說：“當然是好司令，好隊伍了。”“那么你手下的人打罵殘害老百姓，你管不管？”他說：“有什么可以講。”于是我就將情況抖了出來。孫殿英的臉沉下來了，回頭就問那四個匪軍，他們極力狡辯。我說：“孫司令，他們白吃白喝，還拿了很多大煙放在身上。”我又指著其中一人說：“他還搶了老百姓的兩塊銀元，上邊有××記號，查一下就清楚了。”孫殿英命一衛兵查看，果然如此。
孫殿英真火了，極力掩飾內心的惱怒，冷靜地說他的部下沒有這樣的敗類，大罵他們是冒充的，敗壞他的名譽，等等。這時，我擔心孫殿英將這事不了了之，突然一下腰抱住他的雙腿哭喊起來：“孫司令，你如果今天解決不了問題，你就不能走。”孫殿英沒有防備，差點仰面摔倒，手里的文明棍也扔出去了，幸虧站在他身后的衛兵及時護著他才沒有摔倒，引得圍觀者大笑。孫殿英站穩后，氣得話都講不清楚了，立即命令衛兵把那敗壞他名譽的兵拉出去槍斃。這時站在一旁的八路軍主任王鳳鳴看火候差不多了，便開口說：“孫司令，這四個人既然不是你的部下，就不要馬上槍斃，留下我們處理好了。”這樣給了孫殿英一個體面的下臺機會，孫向八路軍王鳳鳴主任表示感謝后，便趕緊帶著他的部下灰溜溜地走了。孫殿英走后，王鳳鳴主任當即指示把那四個匪軍送到縣政府看守所關起來。
第二天，我正準備回去，忽然縣政府派人來說此事還未了結，縣長要親自坐堂審問。于是，我便隨來人到了公堂上。縣長坐在堂正中間，兩旁站著十多個人，又見那四個匪軍都已戴上了腳鐐，周圍還有很多圍觀的群眾。縣長首先發話問我情況，我又把給孫殿英說的話重復了一遍。縣長又問那四個人，他們理屈詞窮，誰也沒說什么，只是跪下求饒。縣長略一沉思，便起身說：“到這里為止，退堂。”就這樣胡亂了事了。縣長又叫我走，我堅決不走，幾步跨到縣長的桌前大聲質問：“你是一縣之長，我是你管轄下的副村長，你得給我做主。”又說：“這四個人到處殘害百姓，你為什么不公正處理？今天講不清這個案子，我就不離開。如果這樣，今后誰也不敢當你的村長付！我就這樣回去，群眾是不會服氣的，沒辦法再工作了！”縣長笑著說：“你回去沒辦法，坐在我這里就會有辦法了？”在一旁圍觀的人們哄堂大笑。后來我看著事也難以解決，就對縣長說：“不管怎樣，今天不解決，以后也得解決清楚。”
第三天，我回到家里，只見人們躲躲藏藏，兩位老人一見我便號啕大哭，鄉親們也陸續來看我。原來，他們都認為我在縣里遭了難，他們問我是怎么跑出來的。當我把事情的經過給鄉親們講了后，大家才轉憂為喜：“原來是這么回事，我們都心想你完了……”說真的，當時還有人為我預訂了棺材。
讓孫殿英在一個小縣城丟了臉，這鼓舞了群眾斗爭的信心和勇氣。后來，一些雜軍路過我村時，他們為非作歹的行為也有所收斂，全村人皆大歡喜。
當時，我所在的村子是山西長治黎城縣洪井村。在村里，我受到了紅軍的熏陶，也看見了紅軍是為勞苦大眾服務的。于是，我擔任了紅軍半脫產宣傳員，并成為副村長，掌握了村政權。我這個副村長表面是給反動派政府當的，實際是給村里老百姓解決問題，和那些匪軍斗爭的。其中，與國民黨司令孫殿英斗爭的情況最為深刻。
1936年，國民黨的一些雜牌軍先后云集到山西、河北兩省交界之處（黎城和涉縣一帶），洪井村又地處長邯路北面兩省交界處的一條交通要道上，每天往來的國民黨雜牌軍很多，而這些雜牌軍又是各自為政，趁國家危亡之時，抓夫虜兵，掠奪民財，擴充自己的勢力，對老百姓之更甚，任意打罵，明搶暗劫，敲詐勒索，污辱婦女，無惡不作。當他們大軍過境和住宿時，也正是他們個人與同伙發財的大好時機。我的任務就是和這些匪軍周旋、斗爭，保護村里的老百姓以及他們的財產。
話說1937年秋收快結束的時候，國民黨孫殿英司令部駐扎在河北涉縣。一天，一名副官帶領三個兵，一行四人，全副武裝地從涉縣經源泉溝到潞安府（今長治市）領軍裝。他們到處豪搶掠奪。黑夜住在我村，在村公所要酒、要肉、要大煙土、要烙餅，吃飽喝足吸夠后，他們商議第二天向村里要二百塊銀洋做盤費，如果沒錢，就挑選老百姓四匹好牲口騎著去賣等等。我們的人了解情況后，立即報告了我，我立即召開會議商討對策。因為是孫殿英的副官，而且又都帶著武器，恐怕不好對付，得想個妥善的辦法對付他們。最后確定：爭取用送瘟神的辦法把他們打發走；保護好牲口，決不能讓他們搶去；對一切可能發生的情況都做了具體和詳盡分析。
第二天早晨，匪軍突然將我軟禁起來，百般威脅逼我交錢。我說：“就是打死我，也沒有一文錢。”隨后，他們又抓了兩個閭長去借錢，結果一無所獲，便把他們痛打一頓。然后兩個匪軍又用槍逼著我去借，最后在一個叫張連弟的老人家里借到兩塊大洋。回到村公所后，那兩個匪軍拉著四頭好牲口也回到了村公所。那副官給了我一耳光，兩塊銀元也被打落在地。打完后，他邊罵邊騎上牲口跑，押我的匪軍也急忙撿起地上的銀元，拉著牲口跑了。牲口被搶的戶主急了，邊哭邊喊從后面緊追，圍觀的村民非常氣憤，大罵那四個缺德的匪軍。由于我們早做了準備，他們騎牲口剛跑出村外一公里遠，路邊突然竄出了幾個后生，把那四個匪軍推下牲口，又迅速繳了他們的槍，沒收了其帶在身上的孫殿英司令部發到潞安府領軍裝的公文和有關手續，并將四人又拖打回村公所。四人大罵不止，村民忍無可忍，把他們狠狠教訓了一番，直到他們有了認罪態度，才被放下來。不料，一放下來他們就躺在地上裝死，不管如何打罵，動也不動一下，以此來抵抗。怎么辦呢？當時紅軍已改編成八路軍，城里剛成立了工作團，領導我們的兩個八路軍，決定把他們四人送到縣工作團處理，并先行進城向八路軍工作團王主任匯報。我們立即挑選了四十多個青壯年，把那四個匪軍捆在門板上，抬到城里交給八路軍工作團處理。當時八路軍工作團剛成立，主任叫王鳳鳴，他熱情地接待了我們。
正當我們匯報四個匪軍情況的時候，忽然有人報告，孫殿英由潞安府返回涉縣司令部，已快到縣城了，城內一些商界和紳士大擺路宴迎接，一些國民黨要員也去迎接了，于是王鳳鳴主任也去了。四個匪軍一聽說他們的孫司令來了，由死變活，又大罵起來，為了不把事態擴大，我們給他們松了綁，交還了他們的公文和槍支。可他們狗仗人勢，反而不讓解繩，謾罵不止，說要讓他們司令親自看看。我們這些莊稼漢誰也沒見過這種情景，村里的四十多個青壯年全嚇跑了，只有解繩子的張起蒼沒跑掉，但也藏起來了。當時我并沒感到害怕，反而認為孫殿英來了，正好和他講理斗爭。
果然，過了不長時間，孫殿英來了，并親自過問這件事情。就在八路軍工作團駐的一個學校大操場上，孫殿英警衛連的人馬排成一個月牙，旁邊圍觀的學生和群眾很多，孫殿英、王主任、我和那四個匪軍站在中間。當時我和孫殿英面對面站著，見此人臉上有幾顆黑麻子，留著很短的八字胡，手里拿著一根文明棍。沒有等他講話，我就搶先質問：“你是他們的司令，他們是你的副官和兵，還有你司令部簽發的公文及武器。請問你是一個抗日的保衛老百姓的司令，還是一個禍國殃民殘害百姓的司令呢？”孫殿英笑著說：“當然是好司令，好隊伍了。”“那么你手下的人打罵殘害老百姓，你管不管？”他說：“有什么可以講。”于是我就將情況抖了出來。孫殿英的臉沉下來了，回頭就問那四個匪軍，他們極力狡辯。我說：“孫司令，他們白吃白喝，還拿了很多大煙放在身上。”我又指著其中一人說：“他還搶了老百姓的兩塊銀元，上邊有××記號，查一下就清楚了。”孫殿英命一衛兵查看，果然如此。
孫殿英真火了，極力掩飾內心的惱怒，冷靜地說他的部下沒有這樣的敗類，大罵他們是冒充的，敗壞他的名譽，等等。這時，我擔心孫殿英將這事不了了之，突然一下腰抱住他的雙腿哭喊起來：“孫司令，你如果今天解決不了問題，你就不能走。”孫殿英沒有防備，差點仰面摔倒，手里的文明棍也扔出去了，幸虧站在他身后的衛兵及時護著他才沒有摔倒，引得圍觀者大笑。孫殿英站穩后，氣得話都講不清楚了，立即命令衛兵把那敗壞他名譽的兵拉出去槍斃。這時站在一旁的八路軍主任王鳳鳴看火候差不多了，便開口說：“孫司令，這四個人既然不是你的部下，就不要馬上槍斃，留下我們處理好了。”這樣給了孫殿英一個體面的下臺機會，孫向八路軍王鳳鳴主任表示感謝后，便趕緊帶著他的部下灰溜溜地走了。孫殿英走后，王鳳鳴主任當即指示把那四個匪軍送到縣政府看守所關起來。
第二天，我正準備回去，忽然縣政府派人來說此事還未了結，縣長要親自坐堂審問。于是，我便隨來人到了公堂上。縣長坐在堂正中間，兩旁站著十多個人，又見那四個匪軍都已戴上了腳鐐，周圍還有很多圍觀的群眾。縣長首先發話問我情況，我又把給孫殿英說的話重復了一遍。縣長又問那四個人，他們理屈詞窮，誰也沒說什么，只是跪下求饒。縣長略一沉思，便起身說：“到這里為止，退堂。”就這樣胡亂了事了。縣長又叫我走，我堅決不走，幾步跨到縣長的桌前大聲質問：“你是一縣之長，我是你管轄下的副村長，你得給我做主。”又說：“這四個人到處殘害百姓，你為什么不公正處理？今天講不清這個案子，我就不離開。如果這樣，今后誰也不敢當你的村長付！我就這樣回去，群眾是不會服氣的，沒辦法再工作了！”縣長笑著說：“你回去沒辦法，坐在我這里就會有辦法了？”在一旁圍觀的人們哄堂大笑。后來我看著事也難以解決，就對縣長說：“不管怎樣，今天不解決，以后也得解決清楚。”
第三天，我回到家里，只見人們躲躲藏藏，兩位老人一見我便號啕大哭，鄉親們也陸續來看我。原來，他們都認為我在縣里遭了難，他們問我是怎么跑出來的。當我把事情的經過給鄉親們講了后，大家才轉憂為喜：“原來是這么回事，我們都心想你完了……”說真的，當時還有人為我預訂了棺材。
讓孫殿英在一個小縣城丟了臉，這鼓舞了群眾斗爭的信心和勇氣。后來，一些雜軍路過我村時，他們為非作歹的行為也有所收斂，全村人皆大歡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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