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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一本年譜的出版，一個清末民初的山西杰出人物完整地呈于世人面前：他是近代民主革命家，以宰官加入早期同盟會，敢赴京為“戊戌六君子”之一楊深秀斂尸，敢公開上書阻止袁世凱竊位，敢鑄軍閥跪狀鐵像任百姓踩踏唾罵十余年；他還是文學家、書畫家、藏書家，他收藏的《紅樓夢》甲辰本被后輩捐獻國家，名動天下……
張瑞璣先生是民國巨子。
張瑞璣先生是民國巨子。
他是我的鄉先賢，他那風骨偉岸和文章經濟總能點燃我，使我神旺。二十多年來，我留心搜集他的資料，積之日多，知之愈深，仰之彌高。遂不顧一介史學門外漢，為他編起年譜來。一邊采銅于山，一邊爬梳剔抉，今日一毫添于眉，明日一毫加諸須，錙錙銖銖做下來，總算裒輯成編，勾勒出譜主一生的行跡。
張瑞璣（1872—1928），字衡玉，號老衡、（?加患）窟野人，別號酒皇、誰園第一主人，山西省趙城縣（今洪洞縣趙城鎮）人。他是中國近代民主革命家。光緒甲午（1894）中舉，早年接受君主立憲思想，戊戌變法失敗后，赴京為“戊戌六君子”之一楊深秀斂尸，并周恤烈士遺孤。1901年任平河書院山長。光緒癸卯（1903）中進士，以即用知縣分發陜西。甫入關中，即鶴立雞群。狀元出身的陜西巡撫曹鴻勛，詩名大著的陜西布政使兼按察使樊增祥，對這個同進士出身的“即用知縣”格外青睞，奏報朝廷“傳旨嘉勉”。之后，張瑞璣歷任韓城、興平、長安、臨潼、咸寧知縣。離開韓城時，紳民用一雙新靴換下他的舊靴，將舊靴展陳在城中鼓樓上，旁書“知縣張瑞璣先生之遺靴”。《興平縣志》稱他：“天才卓越，雙目炯炯，豪于文，廉于吏，不避權貴，敢作敢為。”章太炎《故參議院議員張君墓表》說：“在陜西八年，民稱張耶〔爺〕，為良吏第一。及中國同盟會之立，君以宰官私誓焉。”
早期同盟會員中，清朝官吏鳳毛麟角，或無此志，或雖有此志而無此膽。同盟會1905年在日本成立，張瑞璣1907年即在關中加入，時任韓城知縣。介紹張瑞璣加入同盟會的，是“山西二景”之一、為孫中山先生草擬臨時大總統宣言的景耀月。在韓城，張瑞璣“日以振興學堂為急務”，天主教教民抗出學校費用，省城天主教胡教士偏袒教民。張瑞璣回復胡教士，辭色嚴正，又將教民中的冥頑之徒依法收治。胡教士怒，向巡撫告狀，巡撫“密諭君息事，君不為動”。胡教士無奈，誡飭教民：“謹避‘強項吏’矣！”
張瑞璣學兼中西。中學自不必說，西學從分發陜西后在課吏館所作諸文可知，那時他已熟讀倍根（培根）、霍布士（霍布斯）、盧梭、笛卡兒、黎普尼士（萊布尼茨）、倭兒弗（沃爾夫）、赫胥黎等，對西方的制度和文化有所研究，“洞悉中外高下異同之故”（樊增祥評語）。1904年他在一篇課藝中寫道：“華盛頓之道，一國私治之道也，治美國可，治歐洲則不可，治中國則尤不可。”1905年在另一篇課藝中大聲疾呼：“關不可閉，港不可鎖……吾將使天下儒者悉中外利害之情也。”在政治革命和思想啟蒙兩方面，他都身體力行之。
剛到韓城，他創辦了初等小學堂、農桑實驗場、師范傳習所，又主持編纂《韓城縣鄉土志》。在離太史祠十公里的韓城縣學，張瑞璣與同人創辦了白話報紙《龍門報》，這份近代陜西最早的縣級民辦報紙，思想合于新潮流，文氣遙接太史公。調任興平后，張瑞璣又與同人創辦了近代陜西最早的縣級官辦報紙《興平報》。這兩份報紙，加上后來他與同人創辦的《興平星期報》等，成為陜西開啟民智、呼吁革命的重要陣地。中國新聞史學界泰斗方漢奇先生認為：“陜西同盟會在省內創辦的革命刊物……以《興平報》和《麗澤隨筆》的影響為最大。前者由張瑞璣主編，原在興平出版，后遷西安，改名《興平星期報》，所刊‘政府對于開海、陜甘兩鐵路加入借款之警告’及‘黑世界’等論說及文學作品，都對清廷的腐朽黑暗作了盡情的揭露。”（方漢奇《中國近代報刊史》下冊）
同盟會中“山西二景”之一景梅九，偕同李岐山等在陜西運動革命期間，與張瑞璣交往密切。張瑞璣在縣署宴請景梅九等，又邀黨人曹印侯隱居縣署讀書，以致咸寧縣署被目為革命機關，險遭滿旗西安將軍文瑞的“刻治”。辛亥革命西安舉義后，陜西哥老會與同盟會爭奪大都督一職，張瑞璣與同盟會員郭希仁挺身而出，以史譬解，化危為機，西北革命陣營始得穩固。
辛亥太原舉義后，張瑞璣應招返晉。裝未卸而城已封，袁世凱派盧永祥部進攻山西，趙城橫遭劫掠。張瑞璣憤而上書袁世凱，“世凱得書，立招其師，秦晉得完。”嗣后，又醵資鑄盧永祥跪狀鐵像，置于南門甕城，任由趙城人民踩踏唾罵十余年之久。鐫在鐵像背上的《盧永祥鐵像銘》，以及《致盧永祥書》《盧永祥鐵像歌》《趙城紳民公致盧永祥函》等詩文，非雷非霆，天下震驚，當地學校作為教材，廣為傳誦。當袁世凱謀奪臨時大總統之際，張瑞璣又作《再上袁內閣總理書》，力予阻之，“義聲震天下”。
入民國，張瑞璣被山西臨時省議會公舉為首任山西財政司司長；旋被袁世凱任命為署山西民政長，他堅辭不就。山西都督閻錫山欽佩張瑞璣的人品和才能，愿與他聯手治晉，對他辭民政長一職感到惋惜。張瑞璣病逝后，閻在祭文中猶述及此事：“為地擇人，旋長民政。公提我挈，愿為驂靳。先生幡然，乃遁糟丘。白駒空谷，我心悠悠。”
民國二年（1913），張瑞璣以清譽當選為第一屆國會參議院議員，客居京城。始則反洪憲帝制，繼則反曹錕賄選。當1917年國會被解散，孫中山先生號召議員護法之際，張瑞璣毅然南下參加非常國會，擁戴中山先生為廣州軍政府大元帥。1919年初，北京政府與改組后的廣州軍政府籌組上海南北和議，而陜西問題如虎當道，亟需公推一位“德望夙著者”及“威位素重之大員”，充任陜西停戰劃界專員。雙方總代表、南北政府把目光聚焦在張瑞璣身上。這年2月到5月，《申報》連續以顯著位置跟蹤報道了張瑞璣騎虎入關之行。該報總主筆、著名報人陳景韓（筆名“冷”）撰寫的時評《張瑞璣》云：“和議之進行與否，懸于陜事之手；陜事之能了與否，懸于張瑞璣之手。”他的歷史功績已載入《中華民國史》（李新、李宗一主編）。
張瑞璣是一位文學家。他那些為時而作的詩文，剛毅奇崛，有金元之際河汾諸老詩風的余韻。《吳宓詩話》稱：“山西張衡玉大令瑞璣久宦關中，吏治文章，有聲于時。入民國為參議員，旋即歸隱。壬子歲，有《旅店題壁》四律，豪邁勁爽，肖其為人。”董壽平晚年撰《張瑞璣詩文集·序》謂：“先生之德性、言行、文學、才識素為國人所欽仰……其剛正不阿之精神，淵博之學問文章，及縱橫豪邁豁達之風范，尤為當時學子所崇仰。每先生之文見諸報章，莫不相互抄錄傳誦，啟我后昆者至深。”賈逸君《中華民國名人傳》將張瑞璣歸入“文學”類，與樊增祥、陳三立、魯迅、郭沫若、郁達夫、沈從文、徐志摩等同列。
張瑞璣是一位書畫家。
張瑞璣還是一位藏書家。聳立于趙城汾河東岸的誰園主體建筑，是一座中西合璧的藏書樓。1952年，其子張小衡將“誰園十萬卷藏書”全部捐獻給山西圖書博物館，其中包括《紅樓夢》八十回抄本，即乾隆“甲辰本”。俞平伯先生把這個著名的抄本簡稱為“晉”，馮其庸先生稱甲辰本“獨標紅樓夢”，“是一個具有特殊意義的本子”。
張瑞璣逝世后，《晉陽日報》謂之“天塌地陷”，軍政要員、學界名流等涌往誰園吊唁。上海報紙刊登《國民黨學者張瑞璣逝世》的消息，稱他為“民黨才子”“北方之學者宗焉”。1949年陜西革命先烈褒恤委員會為一百九十名辛亥革命先烈立傳，第五十八名即張瑞璣。
張瑞璣一生昂首天外，如鷹隼嘯傲蒼穹，搏擊風塵。他生命的最后三年，是在誰園度過的。誰園，是他觀世局、哀蒼生、詠離騷、遣詩興的酒國和書城。
拔地蒼松有遠聲！
張瑞璣（1872—1928），字衡玉，號老衡、（?加患）窟野人，別號酒皇、誰園第一主人，山西省趙城縣（今洪洞縣趙城鎮）人。他是中國近代民主革命家。光緒甲午（1894）中舉，早年接受君主立憲思想，戊戌變法失敗后，赴京為“戊戌六君子”之一楊深秀斂尸，并周恤烈士遺孤。1901年任平河書院山長。光緒癸卯（1903）中進士，以即用知縣分發陜西。甫入關中，即鶴立雞群。狀元出身的陜西巡撫曹鴻勛，詩名大著的陜西布政使兼按察使樊增祥，對這個同進士出身的“即用知縣”格外青睞，奏報朝廷“傳旨嘉勉”。之后，張瑞璣歷任韓城、興平、長安、臨潼、咸寧知縣。離開韓城時，紳民用一雙新靴換下他的舊靴，將舊靴展陳在城中鼓樓上，旁書“知縣張瑞璣先生之遺靴”。《興平縣志》稱他：“天才卓越，雙目炯炯，豪于文，廉于吏，不避權貴，敢作敢為。”章太炎《故參議院議員張君墓表》說：“在陜西八年，民稱張耶〔爺〕，為良吏第一。及中國同盟會之立，君以宰官私誓焉。”
早期同盟會員中，清朝官吏鳳毛麟角，或無此志，或雖有此志而無此膽。同盟會1905年在日本成立，張瑞璣1907年即在關中加入，時任韓城知縣。介紹張瑞璣加入同盟會的，是“山西二景”之一、為孫中山先生草擬臨時大總統宣言的景耀月。在韓城，張瑞璣“日以振興學堂為急務”，天主教教民抗出學校費用，省城天主教胡教士偏袒教民。張瑞璣回復胡教士，辭色嚴正，又將教民中的冥頑之徒依法收治。胡教士怒，向巡撫告狀，巡撫“密諭君息事，君不為動”。胡教士無奈，誡飭教民：“謹避‘強項吏’矣！”
張瑞璣學兼中西。中學自不必說，西學從分發陜西后在課吏館所作諸文可知，那時他已熟讀倍根（培根）、霍布士（霍布斯）、盧梭、笛卡兒、黎普尼士（萊布尼茨）、倭兒弗（沃爾夫）、赫胥黎等，對西方的制度和文化有所研究，“洞悉中外高下異同之故”（樊增祥評語）。1904年他在一篇課藝中寫道：“華盛頓之道，一國私治之道也，治美國可，治歐洲則不可，治中國則尤不可。”1905年在另一篇課藝中大聲疾呼：“關不可閉，港不可鎖……吾將使天下儒者悉中外利害之情也。”在政治革命和思想啟蒙兩方面，他都身體力行之。
剛到韓城，他創辦了初等小學堂、農桑實驗場、師范傳習所，又主持編纂《韓城縣鄉土志》。在離太史祠十公里的韓城縣學，張瑞璣與同人創辦了白話報紙《龍門報》，這份近代陜西最早的縣級民辦報紙，思想合于新潮流，文氣遙接太史公。調任興平后，張瑞璣又與同人創辦了近代陜西最早的縣級官辦報紙《興平報》。這兩份報紙，加上后來他與同人創辦的《興平星期報》等，成為陜西開啟民智、呼吁革命的重要陣地。中國新聞史學界泰斗方漢奇先生認為：“陜西同盟會在省內創辦的革命刊物……以《興平報》和《麗澤隨筆》的影響為最大。前者由張瑞璣主編，原在興平出版，后遷西安，改名《興平星期報》，所刊‘政府對于開海、陜甘兩鐵路加入借款之警告’及‘黑世界’等論說及文學作品，都對清廷的腐朽黑暗作了盡情的揭露。”（方漢奇《中國近代報刊史》下冊）
同盟會中“山西二景”之一景梅九，偕同李岐山等在陜西運動革命期間，與張瑞璣交往密切。張瑞璣在縣署宴請景梅九等，又邀黨人曹印侯隱居縣署讀書，以致咸寧縣署被目為革命機關，險遭滿旗西安將軍文瑞的“刻治”。辛亥革命西安舉義后，陜西哥老會與同盟會爭奪大都督一職，張瑞璣與同盟會員郭希仁挺身而出，以史譬解，化危為機，西北革命陣營始得穩固。
辛亥太原舉義后，張瑞璣應招返晉。裝未卸而城已封，袁世凱派盧永祥部進攻山西，趙城橫遭劫掠。張瑞璣憤而上書袁世凱，“世凱得書，立招其師，秦晉得完。”嗣后，又醵資鑄盧永祥跪狀鐵像，置于南門甕城，任由趙城人民踩踏唾罵十余年之久。鐫在鐵像背上的《盧永祥鐵像銘》，以及《致盧永祥書》《盧永祥鐵像歌》《趙城紳民公致盧永祥函》等詩文，非雷非霆，天下震驚，當地學校作為教材，廣為傳誦。當袁世凱謀奪臨時大總統之際，張瑞璣又作《再上袁內閣總理書》，力予阻之，“義聲震天下”。
入民國，張瑞璣被山西臨時省議會公舉為首任山西財政司司長；旋被袁世凱任命為署山西民政長，他堅辭不就。山西都督閻錫山欽佩張瑞璣的人品和才能，愿與他聯手治晉，對他辭民政長一職感到惋惜。張瑞璣病逝后，閻在祭文中猶述及此事：“為地擇人，旋長民政。公提我挈，愿為驂靳。先生幡然，乃遁糟丘。白駒空谷，我心悠悠。”
民國二年（1913），張瑞璣以清譽當選為第一屆國會參議院議員，客居京城。始則反洪憲帝制，繼則反曹錕賄選。當1917年國會被解散，孫中山先生號召議員護法之際，張瑞璣毅然南下參加非常國會，擁戴中山先生為廣州軍政府大元帥。1919年初，北京政府與改組后的廣州軍政府籌組上海南北和議，而陜西問題如虎當道，亟需公推一位“德望夙著者”及“威位素重之大員”，充任陜西停戰劃界專員。雙方總代表、南北政府把目光聚焦在張瑞璣身上。這年2月到5月，《申報》連續以顯著位置跟蹤報道了張瑞璣騎虎入關之行。該報總主筆、著名報人陳景韓（筆名“冷”）撰寫的時評《張瑞璣》云：“和議之進行與否，懸于陜事之手；陜事之能了與否，懸于張瑞璣之手。”他的歷史功績已載入《中華民國史》（李新、李宗一主編）。
張瑞璣是一位文學家。他那些為時而作的詩文，剛毅奇崛，有金元之際河汾諸老詩風的余韻。《吳宓詩話》稱：“山西張衡玉大令瑞璣久宦關中，吏治文章，有聲于時。入民國為參議員，旋即歸隱。壬子歲，有《旅店題壁》四律，豪邁勁爽，肖其為人。”董壽平晚年撰《張瑞璣詩文集·序》謂：“先生之德性、言行、文學、才識素為國人所欽仰……其剛正不阿之精神，淵博之學問文章，及縱橫豪邁豁達之風范，尤為當時學子所崇仰。每先生之文見諸報章，莫不相互抄錄傳誦，啟我后昆者至深。”賈逸君《中華民國名人傳》將張瑞璣歸入“文學”類，與樊增祥、陳三立、魯迅、郭沫若、郁達夫、沈從文、徐志摩等同列。
張瑞璣是一位書畫家。
張瑞璣還是一位藏書家。聳立于趙城汾河東岸的誰園主體建筑，是一座中西合璧的藏書樓。1952年，其子張小衡將“誰園十萬卷藏書”全部捐獻給山西圖書博物館，其中包括《紅樓夢》八十回抄本，即乾隆“甲辰本”。俞平伯先生把這個著名的抄本簡稱為“晉”，馮其庸先生稱甲辰本“獨標紅樓夢”，“是一個具有特殊意義的本子”。
張瑞璣逝世后，《晉陽日報》謂之“天塌地陷”，軍政要員、學界名流等涌往誰園吊唁。上海報紙刊登《國民黨學者張瑞璣逝世》的消息，稱他為“民黨才子”“北方之學者宗焉”。1949年陜西革命先烈褒恤委員會為一百九十名辛亥革命先烈立傳，第五十八名即張瑞璣。
張瑞璣一生昂首天外，如鷹隼嘯傲蒼穹，搏擊風塵。他生命的最后三年，是在誰園度過的。誰園，是他觀世局、哀蒼生、詠離騷、遣詩興的酒國和書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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