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言

　　自1993年，敲下中國古籍拍賣第一槌后，古籍市場日漸火熱，到2018年，扎扎實實地進入億元時代。宋刻孤本《石壁精舍音注唐書詳節》拍下一個億，《宣德御制大般若經》賣了1.8億元，《安思遠藏善本碑帖十一種》賣了1.9億元。霍虎勇現藏有古籍二十多萬冊，善本有三萬多冊，其中更不乏國內孤本。曾經有北京藏家愿意花重金打包購買霍虎勇的全部藏書，但被他拒絕。這么多年，霍虎勇以藏養藏，掙了些錢，可花得更多，終于積累下滿櫥滿柜的古籍。據他的一位藏友介紹：僅就方志類古籍而言，霍虎勇的收藏，在省內是當之無愧的第一，在全國也能排進前三。他收藏的許多古方志，不僅省圖沒有，恐怕國圖也未必有。
　　一般愛讀書的人，也愛藏書。而習慣藏書的人，對書都是珍愛有加。民國時有位藏書家，藏書數十萬卷，怕別人來借，就在書房門口貼個條子，“老婆不借，書不借”。
　　不僅如此，收藏界的人，收到什么好東西，習慣捂起來，免得露富，引人覬覦。古籍善本作為其中一類，市場價格同樣驚人，保護的難度更非金石陶瓷可比。所以古籍一旦到了藏家手中，肯定會被妥善地保護起來，再不面世，更不用說與人分享。
　　只不過，霍虎勇藏書，算是“開放式”的藏書。他但凡收到什么好書，總會邀請朋友一起來品讀賞鑒，并沒有“敝帚自珍”的心理。

　　收藏古籍，傳播比傳承更重要

　　品讀賞鑒，勢必會局限在小圈子里，霍虎勇有著更大的理想。他說，藏書，不是要把書藏起來不讓人看，藏書的目的，還是要讓典籍為社會、為大眾服務。
　　霍虎勇收藏古籍，以古代方志為主要興趣。方志類的古籍，記錄著古代的山水、風土、人文等，可以說是古代地方文化的集成，能最準確地反映出古代政治經濟乃至社會生活的真實狀況。《史記》中有個故事：劉邦攻入咸陽，其他人都到收藏金銀布帛的官署去爭搶，只有蕭何去搜集各衙署的圖書。后來和項羽爭天下的時候，“漢王具知天下阸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而這些東西，至少在宋代之后，完全體現在方志中。由此可見方志的重要性。
　　現在，古方志已經成為古代文化中重要的文獻資料。但是，緣于社會的發展，也緣于時代造成的文化代溝，這些古方志只有很少專業的研究者才能看懂，才會熟悉，和普通大眾關系很少。稀缺珍貴的古方志，更是被“藏在深閨”“束之高閣”，完全隔絕于現代生活。
　　霍虎勇有次在接受采訪時說：“古籍善本不同于其他收藏，它不僅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承載者，更肩負著傳播者的責任。作為藏書家，不應該、也沒有資格讓這些文化精華沉寂在自己的手中。”
　　霍虎勇自己的書房，叫“籍塾閣”，后來藏書的地方順理成章也以之為名，近幾年，又建博物館，還是以“籍塾閣”為名。既然是博物館，那天然就有向公眾開放的意愿。雖然，現在還未大張旗鼓宣傳，也不具備大規模開放的條件，但這是霍虎勇的一個努力方向。他把自己收藏典籍尤其是古方志的目的概括為兩個詞：傳承和傳播，而且，他認為，傳播比傳承更重要。

　　更多人使用，才是真正的“傳承”

　　把散落于各處的古籍收回來，該補的補，該修的修，讓它們煥然一新。在霍虎勇看來，這僅僅是“保護”，實際上還談不到“傳承”。而傳承，是要做到“承”過來，“傳”下去。這涉及到目錄學、版本學、方志學方方面面的知識。
　　霍虎勇收回來方志，自己首先要看一看，和其他相類似的或者不同年代所修的版本對比一下，甚至會訂正勘誤。他說，古人修志，也有古人的局限，不可避免地會有名字、年代以及地理性的錯誤，如果不指出來，原樣交給后世，也是不負責任的，那不是真正的“傳承”。
　　霍虎勇和他的團隊現在已完成了《籍塾閣古方志書目提要》，《山西稀缺古方志書目提要》也接近完成。在這兩本書里，霍虎勇把他收集的方志，都分門別類整理清楚，修于何年何代，編著者為誰，大概內容有些什么，“提要”里都寫得一清二楚。兩本書都進入出版計劃，出版后，霍虎勇的部分珍貴典籍就算“大白于天下”了，而任何有志于方志研究的人，假如看到這兩本書，都能知道霍虎勇的收藏對他的研究有多重要，能起到多大的作用。而霍虎勇既然愿意“暴露家底”，就已經做好了為研究提供借閱、復制的準備。霍虎勇認為，讓更多的人知道古籍的存在，讓更多的人能使用古籍，這才是真正的“傳承”。基于這樣的理由，31歲的他，說起這些藏書的歸宿，他說，捐給官方機構的可能性只有百分之五十，因為如果捐給官方，他會有這些藏書“與世隔絕”的擔憂，這違背了他的初心。
　　霍虎勇說，現在“傳承”這個工作，對于古方志，做的人還不多。這是因為，如果是單純的書商，那么他既缺乏專業能力，更沒有這個意愿，而專業的學者，手中缺少方志實物，無法開展相關研究。他覺得他有種使命在身上，應該更好地傳播典籍收藏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讓古籍“活起來”，他有多種嘗試

　　“傳承”已然非常難，而“傳播”則更是困難。一直以來，古方志既與普通人關系不大，更不會對現實產生太大作用。霍虎勇覺得，這并不利于古籍的保護。“只有讓越來越多的人感到古籍的珍貴，讓古籍和大家建立關系，哪怕是知道古籍很值錢，也能促使古籍被保護下來，至少不會被當成爛紙燒掉，而能主動把家里壓在箱底的古籍拿出來重見天日”，霍虎勇說，更重要的是，“習總書記說‘讓文物活起來’，對于古籍更是如此”。
　　霍虎勇的“籍塾閣博物館”雖然還沒開始正式運營，但是霍虎勇已經有了個“宏大”的目標。他說，5年內，他要把博物館所有的古籍都數字化，但凡對古方志有興趣的人，都可以上他這兒來檢索、查閱，或者是毫無目的只是好奇地瀏覽，“完全免費”，想看原文，也有“高清的PDF”。
　　同時，霍虎勇也認為，不能把古籍藏得嚴嚴實實，要走出去，走到大眾生活中去。5月18日左右，他計劃在太原老關帝廟里搞個展覽，《方志中的太原》，精心選取方志中有關古時太原人生活方方面面的內容，穿什么衣服、吃什么飯、怎么過節、怎么交往。“比如，太原人都知道傅山，都知道傅山發明了‘頭腦’，我就會把相關的內容都挑出來給大家看，讓大家知道，老太原人是怎么生活的。”霍虎勇說，這種展覽既可以搞臨展，也可以搞成常態化的展覽，模式還可以復制，《方志中的臨汾》《方志中的運城》等都行。誰不對自己家鄉的歷史感興趣呢？而這樣的展覽，更可以改變古籍留給大眾的高遠、高深莫測的印象，能拉近古籍和大眾的關系。“這事情總要有人做，不如從我開始。”霍虎勇說。
　　讓古籍“活起來”的方法還有很多。霍虎勇和他的團隊目前正在編寫《龍山志》《歷史典籍中的沁源》。他們編寫志書最大的基礎和最大的底氣，就是霍虎勇所收集的國內各種志書，既能找到相關資料，從體例、表述、內容也都有法可循，不至于被修志的先輩們所恥笑。《龍山志》一旦成書，這座擁有我國唯一道教石窟的太原文化名山，它的歷史定位和歷史地位將會有一個確定的結論。從此，龍山文旅的開發和發展，也將有科學的依據。同樣，這也意味著，古方志中那些有價值的東西，在現代新修的《龍山志》中，將會重獲新生。
　　霍虎勇還認為，事實上，古方志也能對現實有直接的作用，并且，他已經開始這么做了。
　　現在，各地搞文旅搞得如火如荼。但霍虎勇看過很多地方，比如開發一座山，就是修建上許多亭臺樓閣，再鋪條步道，盡管美輪美奐，但千篇一律，同質化、單一化嚴重。他認為，這是當地的開發者沒有弄清楚要開發對象的歷史脈絡，沒把握住要開發對象的文化特質所導致的。“一座山，山上建過什么廟觀，出過什么名人，有過什么故事，留下什么詩文，這在方志中都會有很詳細的記載。這些故事，都是獨一無二的，是一座山區別于其他山最本質的東西”。霍虎勇說。
　　霍虎勇正在為一些地方的文旅業搞規劃。這個規劃，也源自他掌握的豐富的古方志。能知道歷史，便能洞悉未來，這樣的規劃不會無中生有、憑空捏造，總是和當地的歷史一脈相承，和當地的文化無限契合，所以也就擁有了獨特的氣質。
　　這是古老的方志服務于現代社會經濟發展的絕佳例證。“服務，也是傳播，而且是更好的傳播”，霍虎勇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