亢佐田的繪畫某種意義上，已成為新中國美術發展過程的一個縮影，即：由美術而藝術，由敘事而抒情。作為在蘇聯現實主義美術教育模式規定下成長起來的畫家，亢佐田們的成長年代，本就是新中國美術教育的一個結果，或曰一個成果，因為，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中國美術為政治服務、為工農兵服務的功能性要求，使得，這個時期的繪畫，帶有了明確的敘事、概念、言說色彩。此中，敘事型繪畫，是這個階段最具有史詩性的美術成果，必將成為一個時代的美術記憶，留在20世紀新中國的美術史冊上。亢佐田的《紅太陽光輝暖萬代》即為此。這幅畫創作于1972年，在1973年的全國美展上一出現，迅即引起強烈反響，畫中老大娘和孩子們一起暢言美好生活的幸福情境，留在了報刊、雜志、書籍、電影、年畫、掛歷、中、小學課本首頁等多種媒介上，成為最具有現實主義情味的經典畫作，制造了全球美術作品印刷過億的神話。作為新中國美術的一個標志性畫卷，當年，亢佐田曾應命四制其稿，被中國美術館、天津藝術博物館等重要藝術機構收藏。及至30多年后的今天，這幅畫仍以“20世紀中國美術經典作品”“國家一級文物”之譽載入《百年中國畫集》《20世紀中國美術》《中國現代人物畫全集》《中國工筆畫全集》《20世紀美術經典》《毛澤東時代美術》《新中國美術史》《新中國美術60年》《中國當代傳世名畫全集》等，成為一個歷史的記憶，鐫刻在新中國美術史冊上。

紅太陽光輝暖萬代

一個畫家的成長，身上必然地要打上時代的烙印。《紅太陽光揮暖萬代》的創作年代，正是亢佐田生命的韶華之年——三十出頭。從一個受過新中國高等美術教育的鄉村教師，轉道專職美術創作，作為當紅畫家，亢佐田在那個特定的歷史階段，繼“紅太陽”之后，又有《花紅苗壯》《紅心不老》《打金枝》《無猜》《雞多蛋大》《南國風情》等頗具影響的作品相繼問世，并且都因“紅太陽”的光輝，在媒體引起反響。可謂一夜當紅，但“紅”的姐妹篇《紅心不老》，因描繪了一群風燭殘年的老人向年輕人挑戰，被“四人幫”定為黑畫家，卷入中國美術史的“黑畫”風波，又讓他一夜變黑。在那個大紅大紫的年代，這樣的人生履歷，一如直線空中又急劇而下。這對正在韶華之年的亢佐田，不啻為一次“靈魂深處的革命”。因了這革命，亢佐田才能比較立體地體悟了這個時代正反兩個方面的情狀和況味。少年老成，及早地讓雙腳踩到了結實的陸地。他的繪畫，此后，由人轉移到物，也即由敘事轉入抒情。也就完成了他這代畫家繪“由美術而藝術”的這樣一個過程。在“美術當隨時代”的這個歷史進程中，亢佐田是最具有說明性的畫家。因為，他的學業背景除卻與時下蘇聯現實主義繪畫教育模式同步之外，他的潛意識中中國傳統文化濃厚的宿命影蹤對他也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說的是，亢佐田小時候，父母想為看他命相，請先生為他測算“八字”。這種帶有中國傳統玄秘色彩的文化記憶，像一粒種子埋在了亢佐田心底。先生說他命里占了一個“YI”字。 “YI”為何物兒？父母不解，后來亢佐田念了書，讀了大學，知曉了仁、義、禮、智、信，這些中國古老的人生哲學，便自以為這“YI”占的是個“義”。后來學了畫，才恍然——原來這“YI”不是“義”而是“藝”。此時，鄉村有這樣一個流傳——“某公半生清貧，遂請一風水先生看命。先生建議在墳墓里埋一支筆，便可生出做大官、嫌大錢的子孫。此公想，買筆不算費力之事，便買了一大把筆埋在墳里，豈知，此公生出的兒子沒做了官，卻成了個畫畫兒的……”這樁趣事與六十年代“社教運動”中，亢佐田家祖墳被掘的往事非常吻合——文革中舉人秀才的墓穴被掘，其中就有亢佐田祖父的，沒挖到金銀財寶，卻挖出了很多筆墨紙硯。便想，童年的這個故事就是自己的家世吧？！

從這段往事可見，畫畫的，已經宿命一般成為一個無法更易的情結。畫兒，作為一種文化形態，便必然地通過亢佐田變為一個現象，他的生命歷程，必然地就帶有了中國繪畫由美術而藝術的這樣一個演變過程。然而，文化形態就同一個人的面貌，無論外界如何變，性格、話語都會符號一般，成為骨子眼里的東西——

亢佐田后期筆下的物，以花兒草兒，貓兒狗兒為主，他人物畫中的桃花紅、杏花白，以及近乎成為他語言符號的迎春花，這些個童年生活中觸目可及的鄉野情物，依然延續著亢佐田的鄉村記憶，是繼《紅太陽光輝暖萬代》后在他作品中出現最多的語言符號，這種來自鄉野的藤蔓植物，普通，平常，太容易被人忽略，卻淺淡著亢佐田心底的那份美好。除此外，亢佐田畫作中還有一個近似于符號般的的情物——餃子，可謂亢佐田屢畫不厭的題材，他在畫作《歲月長春》中，如是描述—— “世世代代華夏百姓把過大年吃餃子當做美好生活的標志，為追求夢想的實現，祖祖輩輩血汗流盡卻最終飲恨黃泉。忽然間，餃子成了人們的家常便飯，隨時可餐，再不必童叟翹首主婦犯難了，而年輕人中更多有厭膩譏俗之情。時代之巨變，恍如夢幻，我輩過來人常思今日來之不易，感喟之余，濡墨揮毫，聊以寄情”。可見，餃子，已成為中國老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