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類文明發展演進的歷史進程中，出現了許多極為重要的文明形態，對構建人類文明作出了重要貢獻。由于所處地理文化環境不同，其基本形態也表現出很大差異，發展活力也呈現出不同樣貌，生命活力也顯現出不同韌性。其中，古埃及文明、古兩河文明、古印度文明與華夏文明是最具典型性的古典文明。它們生成在不同地區，出現在不同時期，表現出不同活力，產生了不同影響，也有相應的命運。其中古埃及文明與古兩河文明對古希臘文明的形成產生了重要影響。而古希臘文明又逐漸發展，對歐美文明產生了影響。雖然這種影響并不一定有一脈相承的關系，是不同文明形態在不同歷史時期、不同地區的表現，但我們仍然需要認識到，它們的形成與演進對人類文明整體具有重要意義。古印度文明隨著考古研究的深入，逐漸顯現出自己的面貌，使人們認識到其基本形態與歷史貢獻，亦是人類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三大古典文明由于自身特質決定，在歷史的某一時刻發生了中斷。表面的原因是被其他更強勢的文化或文明摧毀取代，實質性問題是自身不具有承受外來文化與文明沖擊的韌性。

如果最重要的古典文明都被摧毀取代，人類就會面臨非常尷尬的局面，那就是沒有了從人類誕生以來一直延續至今的文明形態。如果文明是在不斷消亡與不斷新生中發展的，其后果就是，生產方式的中斷與重建，價值體系的消亡與再生。人類就可能在某一種文明層面徘徊不前，在不斷消亡、重建中迷失自我，進而也將迷失方向。盡管這只是一個不能證明的猜想，但實際上也反映出人類的一種憂慮與危機。所幸的是，在諸多文明形態中，仍然有一種古典文明一直延續而來。這就是偉大的華夏文明。華夏文明是人類文明中唯一沒有中斷的文明形態，是從其形成之時起就不斷發展、進化、延續至今的文明形態。這并不僅僅是華夏的幸運，亦是人類的驕傲。正是由于華夏文明的存在，我們才能夠了解一種從形成以來一直至今仍然存在的活態文明，而不是通過考古學家與歷史學家研究來想象與證明的曾經的文明。

華夏文明在其形成、發展、演進的歷史進程中顯現出非同一般的創造活力與生命韌性，實現了古典文明的轉化與蛻變，形成了更具活力與包容性的中華文明，并完成了與其他文明形態有別的思維方式、價值體系、結構形式等諸多方面的構建，顯現出強大的生命力與發展力。也正因此，她的生命活力與創造力具有非同一般的韌性，歷盡劫難而不死，創新轉化而新生，從形成以來一直延續至今。

一、華夏與華夏文明

所謂華夏文明，就是在華夏地區，由華夏民族創造形成的文明。這種文明區別于在其他地區，由那一地區民族創造的文明。那么，華夏是什么意思，其所指的區域在哪里，其人民是哪些人？這當然是非常重要的問題。

所說的華夏地區，就是華夏民族生活的地區。而華夏民族，一般認為是在炎帝族群與黃帝族群統一之后形成的更大的族群聯盟。這也正是我們所說的自己是炎黃后人的原因。那么，“華”與“夏”又是什么意思呢？

所謂“華”，其最初的含義是“花”，指草木所生之花。由此，華、花二字可以通假借用。在中國古代傳說中，有一個部落氏族被稱為“華胥氏”。據說他們是生活在長滿了鮮花的地方的族群。他們逐漸發展、壯大，并往各地遷徙，創造了最早的農業文化。

華胥氏的代表性首領是“華胥”，大約生活在距今8000年左右的時期。據史籍記載，華胥是一位偉大的女性，履雷澤而生伏羲與女媧。伏羲、女媧生少典，少典生炎帝、黃帝。從這樣的描述中可以看到，華胥為炎黃二帝的曾祖母，他們具有血脈相承的關系。在華胥活動的時代，人類社會還處于母系社會時期。人們只知其母，不知其父。所以傳說中往往托神靈為父。華胥就是因為在雷澤踩踏了雷神的腳印，感遇神靈而懷孕，生下了伏羲與女媧。她帶領華胥氏族人民發展生產，漁獵采集，形成了人類早期的漁獵與農耕文化。同時，制嫁娶之禮，表明這一時期人類穩定的婚姻制度開始形成。更重要的是作書契以代結繩，出現了最早的文字等等。可以說，這一時期，人類從茹毛飲血的原始狀態進入了初期的漁獵農業階段，文明的曙光已經顯現。所以，人們認為華胥是中華民族之始祖母，中華文化之源頭。

那么，華胥氏的故里在什么地方？這一問題非常復雜。研究者所說各異，依據不同，得出的結論也不一樣。最主要的觀點認為，華胥氏的故里在陜西藍田一帶，或者甘肅成紀一帶，以及山東泰山一帶等。不過也有研究者認為在山西陽城、河南濟源王屋山區之析城山（華仁葵、李立政、宋澤霞著，《中華文明圣地：昆侖丘》，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出版，2018年11月第1版，第33頁）。大致來看，隨著生產力的不斷發展，人口逐漸增加。原有的地區不能滿足這種增長的要求，很可能是華胥帶領其部族人民在黃河流域遷徙，以尋找理想的生存之地。在這樣的遷徙中，他們的分支或先或后走向了不同地區，如前所說之藍田、成紀或泰山等等。但不論他們遷徙至什么地方，均以“華胥氏”為名。事實上各地多有相關傳說記載。如山西吉縣就有人祖山一帶是伏羲、女媧滾石定婚之處的傳說等等。這些不同的傳說反映出在大約距今8000年的時期，華胥氏已經創造了比較先進的文化，并在各地產生了重要影響，被認為是人文之始祖。

從考古研究來看，在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中出現了以“花”為圖騰的文化現象。1926年，考古學家李濟先生與地質學家袁復禮先生在山西夏縣西陰村探尋夏墟，發現了許多極為重要的考古遺存。其中的彩陶花卉表現出驚人的藝術性。這種花一般被稱為玫瑰花。但也有專家認為應該是柿子花。其描繪方式以紅色為底，將花的主要特征濃縮為弧線、鉤葉、三角等母題，配以斜線、直線、圓點等連綴，構成一種結構嚴謹、協調流暢，簡潔抽象、美觀大方的裝飾性圖案，被稱為“西陰之花”，反映了一種以“花”為標識圖騰的文化現象。以西陰之花為代表的文化具有強大的生命力，表現出積極地向各個方向延展的趨勢。其核心地帶在晉南、關中、豫西地區。表明在距今大約6000年的時期，有一種以“花”為標識的族群生活在這一帶。這些人民應該就是“華族”。蘇秉琦先生指出，仰韶文化的人們是形成后來漢族共同體的核心，核心的核心是它的廟底溝類型，它的主要文化特征之一是帶有這類花卉圖案的彩陶。因而，“華族的核心是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的人們。華族之名即源于他們使用的花卉圖案”（蘇秉琦著，《滿天星斗：蘇秉琦論遠古中國》，中信出版集團出版，2016年11月第1版，第214頁）。

現在還缺少實證來證明在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中的花卉圖案反映出來的人群就是華胥氏部族及其后裔。但是有專家認為，仰韶文化的半坡類型可能對應的是炎帝族群，而廟底溝類型對應的應該是黃帝族群。如王克林先生就持這種觀點。他在《〈山海經〉與仰韶文化》一書中特別就這一問題進行了闡釋，所言很有見地。但是有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還沒有很好地得到解決。這就是人們一般認為黃帝族群屬于游牧族群，而炎帝族群屬于農耕族群。如果確如王克林先生所言，那么炎帝族群的主要活動地區，也就是半坡文化最活躍的西北地區還少見典型的早期農耕文明之考古發現——這樣的話，就不太好證明炎帝部族對農業的貢獻。而黃帝部族作為游牧族群，在完成了阪泉、涿鹿之戰后，又如何突然之間實現了農業的飛躍，也還需要進一步研究。不過蘇秉琦先生則認為，仰韶文化的兩期，也就是包括半坡類型與廟底溝類型的時期，就相當于神農氏的興盛期與衰落期。而河南龍山文化的早期，大約同傳說中的黃帝堯舜時代相當（《滿天星斗：蘇秉琦論遠古中國》，第205頁）。這一觀點應該是比較符合歷史的。從史籍記載來看，炎黃聯盟形成之后，各代帝王均為黃帝后裔，似可說明其與華胥氏之關系。

這些被稱為“華族”的人們主要活動在什么地方呢？人們比較關注的是汾渭流域地帶。最具代表性的是華山，認為應該是以華山之華為國土之名。章太炎先生就持這一觀點。不過，盡管我們不能否認華山一帶是華族之活動中心，但也不能簡單地認為華族僅僅在這一地區活動。從地名來看，黃河之西，有華山、華縣、華陰等地。而在黃河之東，亦有被稱為華水、華谷、華陽之地。據說還有被稱為“華國”的方國。這說明汾河、渭河流域是華人活動的中心地區。而近期在河南發掘的河洛古國雙槐樹遺址，也同樣屬于仰韶文化遺存。同時，人們也注意到，以“西陰之花”為標志的考古文化分布廣泛，山東、青海、內蒙古、湖北等地均有存在。這應該是擁有這一文化的人民向四周遷徙與擴散所致。這些文化表現大致可以使我們區分出“華族”活動的核心地區在今之晉南、關中、豫西一帶，也就是我們一般所說的中原地帶。他們以這一地帶為中心向周邊更遠的地區擴散。

另一個問題就是：什么是夏？歷史上有夏商周三代。其中的夏為夏朝之夏。但夏并不是因為夏朝才出現，相反夏朝是由夏地之民所建立的朝代。夏地之民也就是夏人，或夏族。夏族的起源是什么？這也是學術界研究的重要課題。有學者認為，夏族從渭河流域向東遷徙。一支沿黃河南岸進入太行山南段及其以遠，今河南東北部一帶。另一支，也是其最重要的一支，跨過黃河后，沿黃河北岸進入汾河流域活動，后在古崇山，也就是今臨汾俗稱塔兒山的地區被封，并以崇山一帶為封地發展（王克林著，《夏族與文化的起源》，三晉出版社出版，2016年7月第1版，第16頁）。但是也有學者認為是“起于晉南而遷至豫境。晉南才是夏人真正的老家，故其地有‘夏墟’之稱”（韓建業著，《早期中國：中國文化圈的形成和發展》，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2015年4月第1版，第243頁）。

盡管研究者的具體說法各異，但認為晉南汾河流域是夏人的主要活動地卻比較一致。亦由此，這一帶被稱為“夏”。夏既具有族群的意義，也具有地域的意義。歷史上晉南一直被視為“夏墟”，也就是夏人曾經生活的地方。不過，從朝代意義來看，人們可能更認可陶寺是夏文化起源之地。如丁新在其《中國文明的起源與諸夏的產生》一書中，就對這一問題進行了比較詳細的論述。大致來看，夏族的重要活動地區是晉南汾河流域。至禹時，接受舜帝之禪讓，成為各諸侯方國之共主，被稱為夏后氏。其所在部落亦為夏后氏。而據司馬遷所言，夏人為姒姓，有十二個氏族部落，如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鄩氏等，其中以夏后氏為首。

從文字的本意來看，最具影響的是許慎在《說文解字》中的解釋。所謂“夏，中國之人也”。這里的中國是最早之文化意義上的中國，就是今天所說的陶寺一帶。當然也可以從更廣泛的意義上來理解夏是中原之人，即包括了晉南、陜中、豫西一帶的人。由此可知，夏指的是最早被視為“中國”這一地區的人。《春秋左傳正義》中有這樣的表述：夏，大也，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謂之華。這里強調的是一種文明發展的程度。所謂“夏，大也”，應該是古代先人在長期的勞動實踐中發現，一年四季中有一段時間，萬物滋長、草木茂盛，顯現出植物生長成熟壯大的形態。因而他們稱這樣的季節為“夏”，表示植物長大、將要成熟的含義。這是先民對自然萬物生長規律的總結。同時也由此來自稱，顯現出對未來生活的希望，以及對自身的肯定。所以，夏就有強大繁榮的含意。而古中國禮儀莊重規范成體系，表現出生產力的發展的領先地位，具有出“大”的氣度。同時，其服飾、規章、制度，典雅、高貴、協調，表現出精神世界與文化的發展亦處于領先地位，具有“美”的風范。也正因此，中國被視為華、夏，或被稱為“華夏”。華、夏可以連讀，亦可分說。華即夏，夏亦為華，其含義是一樣的，就是指“中國”——社會生產力發達、文明程度高的地區。在《戰國策·趙策》中記錄了趙國公子成對“中國”的論述：“中國者，聰明睿智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賢圣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行也”。這些特征反映的都是文明發展的程度。所以，我們可以認為，文明程度高的地區就是華夏地區，文明程度發達的族群就是華夏族群。正是在華夏之地，由被稱為華夏的人民創造了最初的文明。這一文明，我們稱之為華夏文明。

二、華夏文明的形成

在我們初步了解了華夏及華夏文明的基本含義后，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就是：華夏文明是在哪里、在什么時候形成的？

一般而言，我們認為中華文明有五千年之久。但如果要找到實證還不太容易，經過了一個比較漫長的過程。盡管各種典籍多有這樣那樣的記載，但人們還是希望能夠看到體現在物質載體上的實證。從考古研究來看，人們發現中華文明的起源如“滿天星斗”，在各處均有可資實證的遺存。不過，由于所處時代不同，呈現出來的文明因素各異。有的遺存已經形成典型的文明形態，有的還處于不斷發展演進的過程之中。大致而言，這些較為重要的考古發現有河姆渡文化、紅山文化、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雙槐樹文化、石峁文化、三星堆文化等。可以看出來，它們在時間上有先后，空間上有不同，分布在祖國東南西北各處，顯現出不同的發展面貌。其中，紅山文化、良渚文化、雙槐樹文化在距今5000年以上，已經形成典型的或者說比較成熟的文明形態。大體來說，這些遺存中發現了政權的存在，出現了比較普遍的社會分工，有大型祭祀禮儀中心，用于顯示社會等級與禮儀的器物等等。其中又以良渚文化最具代表性。在良渚遺址中發現的宮城、大型水利設施、祭祀中心、玉禮器、早期文字等均證明，至少在距今大約五千年之前，古老中華大地上已經形成了完備的文明形態。

但是這些文明形態在一定的時期內發生了轉移。就是它們并沒有在自己的原生地延續發展下來，而是向各地遷徙。這種遷徙的主要方向是黃土高原太行山以西的汾河流域。這說明在其原生地發生了不利于文明生存的現象。這種現象一般而言可能是戰爭、瘟疫與氣候變化。戰爭中，更強勢的一方摧毀較弱勢的一方，或迫使其遷徙。但是就良渚文化而言，似乎還沒有發現所謂“強勢”者的遺存。瘟疫的出現可能會毀滅一種文明。但是良渚文化的影響實際上在各地多有體現，亦沒有發現能夠證明疫情出現的遺跡。那么，最大的可能就是氣候發生了變化，使曾經適宜于人類生存的地區逐漸變得不適宜生存，人們努力尋找那些適合生存的地區留駐。相對而言，太行山以西的黃土高原，特別是汾河流域，海拔較高，地形多樣，土壤肥沃，宜于耕植，成為先民們尋找到的最理想的生存地。不同的族群從四面八方匯聚于此，帶來了自己的文化，并與當地的原生文化——華夏文化融合、新變，刺激了當地生產力的發展與文化的進步，逐漸融為一體，形成了以華夏文化為主干，融合東北、東南、北方各地文化元素的文明——華夏文明。蘇秉琦先生指出，“在距今5000年—4000年間在晉南同來自四方（主要是東方、東南方）的其他文化因素再次組合，產生了陶寺文化，遂以《禹貢》九州之首的冀州為重心奠定了‘華夏’族群的根基”（蘇秉琦著，《中國文明起源新探》，遼寧人民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2013年8月第1版，第120頁）。

正是在華夏族群人民的努力創造之中，華夏地區發展出比較先進的文化，出現了相對于其他地區而言較為先進的文明成果。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各地文化相繼進入太行山以西地區，以求得新的發展。他們在華夏之地融合匯聚，相互激發，相互促進，形成了華夏文明。

那么，根據什么來判定某一地區形成了文明呢？這里討論的“文明”是指社會發展的程度，而不是指衡量人的行為的尺度。它是相對于野蠻與原始而言的。目前人們關于文明社會與野蠻社會的區分基本采取摩爾根在其《古代社會》中的論述，以及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的觀點。其主要內容就是一個社會進入國家組織的階級社會階段。這里有兩個關鍵詞。一是國家，一是階級。這里的國家，并不是今天現代意義的國家，有明確的疆域邊界，有國家主權，有完整的社會治理體系等。它指的是一種在氏族社會解體之后，建立了初步的行政構架，出現了最初的社會分工與社會管理的社會形態。這里的階級與今天所說的階級也不同，主要是指出現了社會的基本分工。如從事管理的階層，從事祭祀占卜的非體力勞動者，手工業與農業的分離，以及由此帶來的專業從業者等等。這些均反映出社會生產力得到了較大的發展，社會形態顯現出較前復雜的變化，社會財富得以增加并需要進行有組織的分配等現象。它們與主要是氏族形態的社會，也就是所謂的“野蠻”時代形成區別。不過，這些論述均表現在理論層面。對于判定歷史時期特別是遠古時代的社會發展還缺乏操作性、具體性。這就需要借助于考古研究，從考古發現的具體的文化信息來判定。

在考古研究中，目前比較通行的判定標準主要是看在文化遺址中是否發現了能夠體現文明時代的物質要素。這些要素有不同的表述。英國考古學家格林·丹尼爾在其《最初的文明》中談到了三個要素，即城市、文字、復雜禮儀中心。他認為一種社會形態如果具備了這三種要素的兩個就基本可以判定進入了文明時代。中國的學者們也結合自己的實踐提出了相關論述。比較有代表性的是夏鼐與張光直二位先生。夏鼐認為，進入文明形態的社會，要有城市作為政治、經濟、文化的社會活動中心；要有文字來記載人們的社會活動；已經能夠冶煉金屬等。與丹尼爾的三要素相比，夏鼐在這里提出了冶煉金屬，就是要有青銅器的觀點。這樣的話就在三要素的基礎上出現了第四個要素。而張光直則提出了青銅冶金技術、文字、城市、國家組織、宮殿、復雜社會禮儀等六項標準。盡管他們所言不盡相同，但均集中在城市、文字、祭祀禮儀與青銅器等四個方面。

如果根據這些要素來研究分析，就會發現一些考古遺存中存在的文化現象已經具備了基本的文明因素。如紅山文化、良渚文化、雙槐樹文化等。但最典型的是陶寺文化。其考古發現非常豐富，完全可以證明在陶寺時期華夏地區已經形成了一個非常輝煌的文明形態。

陶寺考古現場

首先，在陶寺發現了不同時期的城市建筑。其中有早期小城、中期大城與中期小城，是三城相接相疊的城市格局。特別是其中的大城，從最新的考古發現來看，存在巨大的城闕、城墻。在城內有宮殿、墓葬區、倉儲區等，證明陶寺是一處具有都邑性質的城市。其規模浩大，總面積有280萬平方米，被認為是史前城市發展的頂峰之作。

陶寺觀象臺

其次，在陶寺發現了大型觀象臺。這應該是人類史前規模最大的觀象臺。它由三層臺基、十一個夯土柱基礎呈半圓形排列。在其臺基的中心有觀測基點，通過夯土柱的縫隙觀測對面崇山，也就是俗稱塔兒山的太陽升落情況，以確定四季的變化。這與史籍中堯時觀測天象，敬授民時的記載是能夠對應的。同時，專家也認為，這里也應該是一處大型政治禮儀與祭祀的中心。除觀測天象外，這里也肯定是表現社會治理與天的關系，乃至祭天敬祖、宣示政令的重要禮儀地。它不僅顯現出堯時非常領先的天文學水平，也顯現出其政治影響的非同一般。

再次是發現了一系列青銅器。目前我國發現的年代最早的青銅器是陜西姜寨出土的黃銅片、黃銅管狀物，大約距今六七千年。之后各地陸續有零散的青銅器出現。如甘肅東鄉林家發現的青銅刀以及銅碎渣，山西榆次紅銅碎渣，屬于紅山文化的遼寧牛河梁遺址的小銅環飾等。大致來說，這些時代較遠的青銅器數量稀少，典型性不夠。應該是代表了中國使用青銅早期的文化狀態。而在時間判定中處于比較早的時期，比較集中地出現了青銅器的地方是陶寺。其中包括砷銅盆殘片、砷銅齒輪形器、銅璧形器、紅銅環與蛙形飾等。最典型的是紅銅鈴，為復合范鑄造，顯現出當時鑄造技術的進步。此外，在山西曲沃東白冢遺址出土了可能屬于陶寺文化的坩堝片，似乎在這一地帶存在著青銅制造作坊。這些青銅器的出現“開啟了東亞大陸利用陶質復合范鑄造空腔器物和容器的文化傳統之先河”（許宏著，《東亞青銅潮：前甲骨文時代的千年變局》，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2021年5月第1版，第32頁），是中國青銅器鑄造走向成熟的發軔標志或關鍵環節。

第四是發現了成熟的文字。一般認為中國文字在殷商時代成熟，其實證是殷墟中發現的甲骨文。但是，一種文化現象不可能在其出現時就達到如此龐大的規模與如此成熟的形態，必然有一個逐步演進的過程。在傳說中認為是伏羲時代已經創造了最初的文字，大約在距今七八千年的時期。而黃帝令倉頡造字，應該反映的是中國文字進入一定成熟的時代。從考古發現來看，在賈湖遺址、雙墩遺址、姜寨遺址與良渚遺址中均有許多可被視為文字或其雛形的所謂“刻畫符號”，且一部分已經得到解讀。這應該反映了中國文字早期的形態，以及發展過程中的演化。在陶寺遺址中，人們在一件扁壺上發現了朱書的可能被解讀為“文”“堯”的朱書文字。在另一件玉笄上刻有被解讀為“禹”的文字。這說明在陶寺時期，文字已經進入了成熟的階段，且書寫工具、書寫方式也顯現出新的特征。

在陶寺遺址還有大量極具文化價值的發現。如從墓葬群的發掘來看，存在明顯的具有等級意義的現象。其中有王級大墓、貴族墓葬與普通貴族或平民的墓葬。發現了大量的陶器、玉器、石器、樂禮器、骨器、漆器等。這些器物反映了當時發達的文化禮儀與制作技術。特別是其中的彩陶龍盤被認為是陶寺文化中具有圖騰性質的文化標識。此外，還發現了多處水井，以及可能是對手工作坊進行管理的工作場地建筑遺存等等。凡此種種，都表現出在陶寺時期，社會生產力得到了較高的發展，特別是在農業、城市建設、制陶業、天文學等方面處于非常領先的地位。社會管理也呈現出比較復雜的形態。除有“王”之外，還有不同層級的貴族，從事科技文化研究的專業人員，從事管理的官員，從事手工業的技術人員與工匠等。社會分工成為非常普遍的現象，早期的階級形態也體現得十分明顯。社會財富得到了增加。屬于“國家”的倉儲、財政等已經形成。我們可以肯定地判斷，在陶寺時期，也就是堯都平陽的時代，華夏地區已經形成一個極為典型輝煌的文明——華夏文明。

華夏文明是華夏民族經過長期的努力奮斗，篳路藍縷，自強不息，在自己的土地上創造來的偉大文明，是人類諸多古文明中最具活力與生命力的文明，也是不斷吸納其他優秀文化成分，創新轉化融合新變，顯現出強大的創造力與文化魅力的文明。她在中華大地熠熠生輝，璀璨迷人，吸引了更多的族群、人民，逐漸融合同化、演進蛻變，終于演化為偉大的中華文明。

三、中華與中華文明的演進

根據考古研究，結合史籍記載，可以知道在堯時，其都城平陽所在地區，具體而言就是陶寺文化所代表的地區形成了文明。這就是華夏文明，大約距今4500年。不過，我們注意到，在很多時候，人們又在討論中華文明，或者中國文明。這幾個概念，在許多情況下所指內涵是一致的。但嚴格來說，它們具有不同的學術含義。

首先說一下“中國文明”這個概念。在這里，“中國”所指是作為現代國家的中國，而不是歷史上意義上的文化中國，也不是氏族社會解體之后形成的古中國。因此，她有比較明晰的疆域邊際。也正因為如此，就可能忽略作為文化意義上的中國表現出來的特征與復雜性。因為文化意義上的中國所指地區可能會更為廣泛，更加復雜，具有一定的模糊性，難以確定。我們不可能在考古研究中把曾經屬于“中國”而現在可能并不在中國疆域的地方視為現代意義上的中國，或者認為今天屬于中國國家疆域之內而歷史上不能稱之為中國的地方不是中國。比如最早的“中國”是指陶寺堯都一帶，其他地方并不是“中國”。但今天來看，就不能這樣表達。這表現出“中國”這一概念的復雜性。在不同語境中，其含義并不一致。可能是歷史意義上的，也可能是現代意義上的，還可能是文化意義上的等等。如果是進行文化研究，可以作相應的具體的闡釋。但作為考古研究，必須有國土疆域范圍內具體的空間才能進行。因此，在考古界更多地采用“中國文明”這一概念。在這樣的情況下，就需要注意“中國”這一概念本身含義的復雜性。在某種情況下，可能是指現代國家的中國，而在另一種情況下，可能是指文化意義上的中國，或其他語境中的中國。

另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中華”與“中華文明”。大致來看，“中華文明”這個概念有兩重含義。一是廣義的，泛指在中華大地上出現的由中華民族創造的各種文化與文明現象。包括華夏文明形成之前與之后的文化與文明現象。如良渚文化，從歷史發展的進程來看，如今浙江杭州一帶在唐堯時代并不屬于華夏之地。但良渚文化是在中華地域形成的文化，當然屬于中華文化的范疇。這一點是不能否認的。紅山文化亦是如此等等。蒙古草原當然也不是華夏之地，而是草原游牧地帶。但蒙古草原游牧族群不僅創造了極為重要的文化，亦曾橫跨歐亞非三洲，建立了龐大的蒙古帝國，并在中原地區建立了短暫的卻是大一統的政權。這應該不是華夏文化，但卻是中華文化，是中華民族融合過程中主要由蒙古族群與漢民族共同建立的文化。他們均屬于廣義的“中華文明”范疇，是中華民族大家庭在中華大地上創造的文化或文明的一個方面。

“中華文明”從狹義的層面講，是指中華大地上由中華民族創造的，以華夏文明為主體，吸納融合其他非華夏文化形成的文明形態。其基本生產方式、生活方式，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價值體系、思維方式、方法論均以“華夏文明”為主干，同時，又不斷地對其他地區、族群的文化進行吸納、融合、轉化，蛻變為包含了中華各文化的文明形態。如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就是吸納了草原族群“胡服”的著裝樣式，讓華夏之地的人民穿上了褲子，即裳。同時還改變了車兵軍制，轉為騎兵軍制。趙武靈王本人為趙國國君，是華夏之人。胡服與騎射本來不是華夏農耕文化的產物，卻由于趙武靈王的努力，被吸納轉化為華夏文化，成為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所以，當我們從狹義的角度來討論中華文明的時候，是指由華夏之地形成的原生文明——華夏文明升華轉化而形成的文明形態。正是由于華夏文明具有這種接受新質、融合異質并轉化為自身文化的能力，這一文明才能夠適應時勢之變化，保持生命之活力，經受住各種各樣的挑戰而不衰。

“華夏”，“中華”，“中國”，這三個概念在很多情況下所指是一致的，它們可以互文通用。但往往又是有區別的。特別是中華與中國，均強調“中”。可見“中”的意義非常重要。那么，什么是“中”呢？要討論“中”的含義，也必須回到歷史之中。

華夏文明是以農耕為主要生產方式形成的文明。在華夏之地出現了最早的粟作農業。這也是傳說中的神農氏炎帝親嘗百草、教民稼穡，開創中國早期種植農業的地區。農耕生產是一種綜合性要求極高的生產方式。它不僅要求從事耕作的人掌握相關的耕作技術，還要求人們掌握土地的質量、水分的多寡、氣候的變化、種子的選用等。或者說，人們僅僅依靠自己所掌握的耕作技術還不可能得到理想的收獲，還必須掌握自然運行變化的規律。其中最重要的是要掌握天象。不是天氣熱的時候就可以耕作，必須是春天到來立春之后才可以。也并不是下雨就一定對農作物的生長有好處。在農作物果實灌漿之后，就更需要陽光照曬。凡此種種，人們在長期的勞動實踐中對如何把握天的運行規律，天如何才能滿足人的勞動生產需要產生了超越現實的神秘心理。人們認為只有得到天的護佑恩澤，體現天的意圖德性，才能有好的收獲。但是怎么才能知道天意呢？天自無言而有意，重要的是人能否感受并順應天意。因此，必須在人中找到能夠通達天意者，這就是逐漸出現的巫卜之士。亦必須在地上找到能夠通達天意的地方，這就是“地中”。一個國家政權如果擁有“地中”，就表明能夠通達上天，接通天象，擁有天意，具有正統的統治地位。而“地中”就是與“天中”對應的地方，能夠使地上之人由此懂得天意。所謂“天中”，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專指“北斗”。如孔子在《論語·為政》中就指出，“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春秋公羊傳》中也認為“北辰為大星”，是天之中。那么，地之中在哪里呢？有一種說法認為是伏羲氏活動的昆侖丘。但這種觀點少有人言。比較通行的是周時洛邑附近之嵩山。而更早的，已經被研究者證實的是陶寺——堯之都城。

在陶寺遺址的發掘中，與天文學有關的遺存，除了觀象臺外，還發現一件極為重要的器具——圭表。圭表是中國古代確定回歸年長度的傳統儀器，亦是用來測量日影尋找地中的工具。在《周禮·地官》中，特別就圭表作了介紹。“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就是說用圭表來測量四方土地之深廣，太陽影子之正誤，以尋找到地中。其主要方法是在夏至正午之時，在地上豎八尺長的表桿，用表桿上的圭尺來測日影的長度。如果正好是一尺五寸，就說明找到了地中的位置。如果日影短，則此地偏南，氣候炎熱；長，則偏北，氣候寒冷；若偏東，則多風；偏西，則陰天太多。總之，如果不是地中的所在，自然地理與氣候就都不利于生存，更不宜建都。只有在“地中”，才是最理想的建都之地，因為這樣的地方，“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在擁有地中的地方建立國都，才可通達天意，四季和順，四方平安，四民康阜。同時，在《周禮》中也規定了用圭表來測量土地，以確定諸侯國疆域的方法。這就是說，圭表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它不僅是測量工具，也是通達天意的依憑。《周髀算經》中有關于日影測量計算的具體方法。考古人員與天文學家根據這些文獻進行計算研究，還原了“陶寺尺”的長度，并進行實地模擬測量，發現陶寺觀象臺之觀測點正是“地中”之處。這也說明，陶寺是可以通達天意的所在，在陶寺建都是符合當時人們的治理理念的。這也從另一個角度證明了陶寺乃堯之都城。

在漢字的演化進程中，“中”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字，體現著極為重要甚至是至高的含義。最早的“中”字，其字形就是用圭表測日影的形象化。中間的一豎，是圭表，橫著的方框是圭尺，上下飄動的線是圭表的刻度。這一字形，體現了“中”的具體形象，也代表了“中”所具有的神圣含義——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中”不僅是度量意義上的中部、中間、中端，還是衡量事物輕重的核心、中心，更是通達天意民心與地氣的“大地之中”，是能夠把人的愿望與地的勢力、天的法則統一起來的所在。地中也代表了中國傳統文化中追求天人關系和諧同一的理念。其價值理念的重要性、社會治理的正統性、天人關系的協調性等均在這里體現出來、統一起來。因而，協和萬邦的帝堯所在之都城陶寺就是當時萬邦之中心都城，同樣是“帝王之都為中國”之“中國”。這里的“中國”，并不是說某個古代方國或邦國處于地理的中心位置，而是說這個國家是能夠通達天意、適應地氣、代表民心的天地人統一的國家。它既是一種美稱，也是一種價值觀。

在中華傳統觀念中，“中”具有極為重要、神圣的含義。而“華”亦體現了文明繁盛之意。所謂“中華”，就是能夠通達天地人三極的具有極強生命力的繁榮之地、昌盛之族。她是以華夏——最早奠定中華地域的核心地區，一般被稱為中原的區域為地理與文化上的主體疆域，以華夏——最初創造并形成了以農耕為主的生產方式，以天地人合一為基本的價值體系，以求道守德為基本運行法則的族群為主體，融合同化了其他族群、文化，在更廣泛的地域形成的民族與文化現象。在華夏文明形成之后，由于這一古典文明自身所具有的強大的吸引力與同化力，與其融合同化的其他族群人民共同發展創造，在經歷了漫長的歷史時期之后，終于演變蛻化為更高級完備的文明——中華文明。

從華夏文明到中華文明，是中華民族為人類文明所作出的重要貢獻。如果在人類文明發展的歷史進程中，沒有完成華夏文明向中華文明的轉化，我們就不可能擁有從形成之時起一直延續至今的原生文明，就很有可能出現如同其他古文明一樣的被各種原因中斷的現象。那么，這種新變與轉化完成于什么樣的歷史時期呢？以我之見，應該是周。